转贴：无名：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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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注：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品；看到这篇博客文章附带的书评，忍不住转来。原文发在文学城的”无名博客“。书评结尾说萧红对故乡和故乡的人们只有眷顾和爱恋，却感觉并不准确，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萧红和余秋雨风格差不多，也是煽情高手之类的。相信这绝不是作者本意。萧红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不煽情；不但不煽情，而且常常是带着苦笑乃至讥讽的白描。呼兰河的人们，被她敏感的笔触捕捉。他们只是忙着自己的生计，就象《生死场》里的人们一样，忙着生，忙着死，非常偶然地撞上了历史⋯⋯。所有这些人物，都并未因了她的笔触而变得修饰做作。萧红的悲悯，大而深沉，冷冷将滥情的语言技巧搁置，在几乎是残酷而无意义的繁复人生中，以她近乎旁观者的注视，隐然透出人性的不绝如缕。］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812&postID=44820

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2008-12-28 23:12:05

谭老师是我回国想见的朋友之一，不过肯定不是最想见的那一位，没有好到即刻就要见。有一类朋友就是这样的，十几二十年不见，精彩或者无奈都不干对方的事。不见未必至于想念，但更不至于遗忘。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若有若无，彼此的交往从来没有波涛汹涌过。永远都像薄薄的小河，干旱的季节中甚至只剩下了断断续续的一条水线。但它就是不消失，来年春暖的时候，又活泼地流淌起来。

阿小八终于决定婚礼。酒席宴上，从广州赶来了贺喜的谭老师。当晚隔着长长的餐台，只与他喝了几杯红酒。邀他来家里住一晚，他却要住酒店。我便独自带孩子回家，大侠同他在酒店谈了半夜。次日他从书城打来电话，说是要来家里看望我们。我们原本打算要出门的，听了这话，把外套和鞋子去掉，安心在家等着。

大家坐下喝茶，自然也是从琐事说起，讲讲孩子回国以后如何适应。大概是为了帮我们想主意，谭老师忽然说起他的一位邻居，夫妇都不工作，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上学，全家都在家里吃老本，写字画画，自己教孩子读书学习，也常出门旅行，已然不受俗世的烦扰和羁绊。谭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谦逊，仿佛很不好意思借用一篇散文，来表达他个人所笃信的小小理想似的。我和大侠是在俗世中过活的人，并且也不以为，当有一天谭老师落入我们这样的俗世，能够继续向着他的海市蜃楼前行。但是我们更不以为，我们能够批驳他的理想。在我们的朋友里面，像他这样单纯地保持着很多理想甚至是幻想的人，实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把这些告诉我们，是认为我们或许也还抱着同样不切实际的理想吧。

本来要出去吃饭的，但是谭老师要吃家常的面条。于是我差大侠去买拉面，我进厨房，煲了骨头汤，做了辣与不辣两样卤，炒了几款下酒的小菜。其间谭老师和他的同伴坐在客厅，继续喝喝茶看看书说说话，大侠留在那儿的音乐自顾自地唱着，得不到任何注意。孩子们正在享受他们的screen time，无暇跑来跑去。于是明明满屋子都是人，兼有各类不同的声音，却显得异常安静。

虽然备了下酒菜，谭老师他们俩可是没有喝酒，因为还要开车回广州。我跟大侠略微喝了一点儿，两位客人呼噜呼噜地吃着打卤面。这时候，音乐声终于凸显出来。不知怎么的，上午天还晴好，到了下午就阴了。与他们吃着午饭，说着话，听着音乐，仿佛落入过去。于是我对谭老师说，音乐啊，最能把我们瞬间带入与眼前无关的情绪当中。他也不回答，继续听音乐。那个下午在音乐中摇晃着，懒洋洋地。

谭老师送给我一些书，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筱敏的《幸存者》，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李冯的《有什么不对头》，萧红的《呼兰河传》。自从回国，读书的选择突然多了很多。而其中最喜爱的，几乎全部都是谭老师和老包两位朋友的赠书。这一点，差不多是我喜爱谭老师的一大半理由了。对了，谭老师还送了我一只巨大的笔筒，可惜我不用笔墨写字的，所以下次要送我一台电脑才行。

他们走后，大侠带孩子下楼滑旱冰，我坐在午后昏暗下去的光线里，开始读这些书，感觉到了不可言说的满足。

眼看一年又要过去，各路媒体又在忙着总结08之最。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过去一年的最难忘，难免此刻拿出来想上一想。但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头看，就是这些最难忘，也都将犹如过眼的云烟。我们多数人的一生，还是主要由一些“之不最”的事和人汇集而成，给我们一片模糊的情怀，伴随我们一辈子到老到死。正如现在的我，回想我的2008年，确有很多大喜大悲的时刻。可那究竟只是我这棵树木的某一横断面，刻画得出年轮，刻画不出年轮之间之不最的白云和微风。

下面是谭老师的《呼兰河传》书评，写得非常到位，拿来同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分享。

那些大地上的事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呼兰县城中粉坊的人，住在草房里辛苦劳作，却每天唱着歌；刚出生的婴儿，呆在零下十几度的磨房里，身上只盖了几条面口袋——这面口袋最后也被拿走了；婆婆有事没事痛打媳妇，用鞭抽，用针扎，用烙铁烙，理由是：谁家的媳妇不这样过来的呢？媳妇生病了，就乱吃偏方，直至推进开水缸内“洗澡”至死，邻居们见了说：人死了，就像小鸡，蹬一下腿，就算完事。

多么的没心没肺——而萧红的《呼兰河传》，好就好在这没心没肺上！《呼兰河传》，就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饶舌的讲述着左邻右舍的不幸，在你看来全那么悲惨，不忍再听了，她没有任何感觉，只管欢快的讲——这，也许就是真正小说的艺术，就是艾略特所提倡的“诗歌，不是表达感情，而是回避感情”。

所以，当有人问我：《呼兰河传》到底好在哪里？我说：萧红写出了一种不动声色，在这不动声色的背后，深藏了某种心酸和沉痛。试想，当从汶川大地震废墟中救出一个小孩，父母都死了，他被抱出来时，冲着救援人员咧嘴笑了，你会是怎样的感觉？。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小说：女性作者的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好一个“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何等精当的评论，鲁迅到底是鲁迅。

事实上，在《呼兰河传》中，这种“制止的观察”随处可见：

“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

这段话中的“一塌糊涂”四个字，特别的令我兴奋，中学的地理老师，是个东北老头，常用的词就是“一塌糊涂”，最喜欢在课堂上吹嘘他的家乡，讲到末了一定是“总之，好得一塌糊涂”——听得我们“一塌糊涂”。

不妨再看看呼兰城中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

“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佛也好，道也罢，达到的境界怕是也不过如此吧。犹记得加缪小说《局外人》开篇的名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其实，拿《呼兰河传》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文本，就又差到了哪里呢？而莫言写山东高密的那些“寻根小说”，不过是忝附骥尾罢了。

但萧红到底不是真正冷酷到底的人，她的一生，如自己所述，“总在追求自由与爱”。有爱，就有情怀。于是，在表面平静的背后，萧红却又不禁要慨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在描写完生龙活虎的跳大神后，末一句陡然变成了：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如果只是对这世界充满冷静与悲凉，那只能说在精神实质上，萧红得了鲁迅的真传——鲁迅说“她比谁都更有前途”的原因大约也正在这里。萧红之不同于鲁迅，在于鲁迅看到了人生的全部黑暗和虚无，萧红对家乡至死有着温热的回忆，臂如，她童年的后花园是：

“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因着这份温热，《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孩子尽管出生就躺在磨房里，温度是零下十几度，母亲也死了，但在冯歪嘴子的拉扯下，“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这些，也都是发生在呼兰河畔大地上的事。

张爱玲之后，张迷无数，仿张爱玲风格的写作者亦无数，萧红之后呢？无人再有她这等才情和风格了，也许，她的作品正如女诗人翟永明所说：写给无限的少数人。

好在至今还有人纪念到：当旧上海的张爱玲变成人人喜爱的玉蝴蝶，作品铺天盖地成为小资时髦生活的必需品时，呼兰河畔的萧红仍像孤苦无依的孩子，睁大漆黑绝望的眼睛期待着与你邂逅，等你揽她入怀，一起哭泣。


《呼兰河传》的最后部分，总让我不忍卒读——读到这里，鼻子总是酸的。还是允许我把结尾抄录下来吧：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年正三十，避难香港，完成《呼兰河传》这部自传体小说不到一年，香消玉殒，时人评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这两样她竞都摊上了。

临终前的遗言里，留传至今的是：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不甘啊不甘！其实，在临终前她还另外说过：我要回家去……认错也行，磕头也行，求情也行，只要回家。

这就是萧红，对待她的呼兰河，就像对待那些曾经抛弃她的男人们，没有恨，有的只是无限的眷顾和爱恋。

2006：Fresh Air，王小帅，侯孝贤，青春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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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两年前写的，2006年秋天的伦敦国际电影节。从以前废弃了的旧博客回收，放在这儿算作存档吧。今年忽然对非洲兴趣大增，在第52届伦敦电影节上看了好几个非洲电影，以后有时间再略作汇报。今年还看了贾樟柯的《24城记》，已经评论过了。］

每年十月底是伦敦国际电影节，加上每年六月洛杉矶的国际电影节，挑挑拣拣基本上重要一点儿的中国新艺术电影就能看得差不多了。贾樟柯的前三部电影，都是这么看的。朱文编剧的《巫山云雨》（有点粗糙但很有味道）和他拍的《海鲜》（非常不喜欢），也都是在这两个电影节上看的。

今年［2006年］是伦敦国际电影节举办五十周年，翻了半天那一大厚本的介绍和日程，定了十五部电影的票，从这星期四的一部法国片开始，已经看了两部，最后是十一月二日晚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看电影的时间再加上交通堵塞（今天坐公共汽车，回来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小时。以后还是要坐地铁，节省时间），这两周的时间要赔出去不少，自己的活儿只能靠加班了。

希望能为每一部看过的片子写下一点观感，不过，是否能完成可不一定。开博以后曾经计划过，要给所有看过的电影分别写一点东西，后来也没实行。时间紧，写得慢，都是原因。当然，落下的也不多，主要是伊朗电影《流浪狗》，是第二次看，记忆比较清晰，以后可以再补上。这次的选择和以往类似，主要是中文或和中国有关的电影，然后有两部朋友推荐的，另外就是对最近东欧电影很好奇，选了四部，想看看他们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怎么表现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


新现实主义风格的《新鲜空气》（英文：Fresh Air）是个匈牙利青年女导演的处女作，在嘎纳（坎城）入围新人奖竞争，也在竞争这次伦敦国际电影节的新人奖。

影片开始是跟着单身的母亲走，慢慢加入女儿的部分，最后成就了这个十七岁女孩子的成人礼（coming to age）。

母亲在地铁车站的公共厕所执勤，她的办公室在中间，一边是男厕所，一边是女厕所，上厕所的人要交钱，而且交了钱才能要手纸，和国内一些地方的情况有点儿像。关键是她当然希望工作之余还有别的生活，所以，虽然有很多特意重复的日常图景，观众看到的，却是日常下面隐藏得很深的焦虑和寻找，是其中的不敢奢望，又无法不希望。

母女几乎不交流，一半是有默契，一半是青春对现实的抵触。女儿在一个职业学校学裁剪缝纫，梦想自己成为服装设计师。两条线就这么几乎平行地延伸着。

这简直就是王小帅电影的镜像，《十七岁的单车》是大都市里的男孩子，《青红》是山沟里三线工厂子弟，女孩子，也是十七岁。尤其像《青红》，也是在职业学校，也是有一个好伙伴，也是比主角的性格更活泼不吝，也是两个人互相帮忙打马虎眼，连两个女孩子的造型对比都那么相似。

那么，有没有高下呢？自己觉得，《青红》还是略逊一筹。

青红的父母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但表现得那么直白简单，特别是扮父亲那位演员夸张的表演，似乎他生命的意义已经被导演穷尽，大部分镜头都是解释性的，观众只需接受，没有多少余地可以再去咂摸“人生“这个大话题。而且，在父母生活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中，导演也表现出类似的解释和说明的焦虑，似乎生怕观众看不懂。《新鲜空气》对母亲的生活也有解释性的镜头和对话，也有背后衬托着的历史背景，但做得更为不经意，呈现出无数看似互不衔接的端点，却并不归结到猜谜游戏，注意力反而更集中在人物深层的心理变化上。

在年轻人这方面，成长型电影一般都会结束在主人公“离开“青春期生活的那一刻。离开，可以是身体的，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未必是当时充分的自觉，但某种深刻的断裂已经发生，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任意地没心没肺，必须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了。新状态里当然也有惶恐和彷徨，也还会有残存的青涩，但那和青春期的青涩已经不同，缺少了挥霍的奢侈。

从这个角度看，《青红》处理“离去“，有悠远，有伤感，有怀恋，拍得非常有味道，是其中最美的段落之一。可是另一方面，因为过多借助了身体和地理的离去，青红的心理冲击和破壳成长，缺少一点挖掘，叙事不得不依赖外在因素的推动。

《新鲜空气》里的女儿，同样有着自己青涩的特征和挥霍青涩的日子。基本上是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如果不品味其中的微妙，她“挥霍“的方式几乎都谈不上是挥霍。成人礼中必经的“离去“，其实也依赖了外在戏剧因素的推动，包含了物质意义上的分离，物质分离引发了心理的“离去“。可是这个破茧而出的离去，同时也是突然间大门洞开的“进入“。成长就是进入那个成人的状态，成人的世界。这是欧洲文学传统比较经典的母题之一，《青红》没有真正触及。《新鲜空气》的弱点大约就是整体的阴柔，缺少爆发力，未免太压抑了。

现在国内谈论“残酷青春“的也很不少了，可是好像常常更偏于对青春期青涩状态的溺爱和怀恋，缺少一点对成长中那突然一击的自觉审视，缺少一点因为获取了罪孽感而“失乐“并成熟的体验和反省。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算是至今最好的青春残酷片了，在这个意义上完全不能和侯孝贤相比，大约也是这个原因。

《风柜来的人》固然表现了那一群傻小子在沙滩上挥霍青春的欢乐，可是同时的长镜头处理，却又居高临下地把他们虚化到了远景，明确提示为成长后的视角，回望着当时不知愁滋味的随意抛洒；被人骗了，到高楼上去看“宽银幕电影“，也就真的被那从未料到的大视野吸引了，导演带着观众从他们后背的剪影望出去，那一点不知沮丧的无名活力，同时就有了些揶揄的意味。我们追随着这些男孩子的生活轨迹，看到的却远远多于这几个特定的生命，苦涩甜蜜（bitter-sweet）来源于对那种经验的珍视，也来源于很明确地了解，那已经是过去。成熟之后的状态，可能有不如
以往的地方，但自以为可以了无挂碍地返回“失乐“之前并呈现出那时“原生“的状态，可能就有点过分迷惑了。严重的，就是自欺欺人了。

《童年往事》的好处，也是一样，所以才会有对祖母的那一系列呈现，一直到最后的去世。观看祖母拉着阿孝步行回唐山的，不是当年小阿孝的眼睛，而是成年后的侯导。他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既珍视也审视自己当年那双男孩子的眼睛，保护着直观的体验，又不殚于展现什么是那双眼睛完全忽略掉的。

这个成年后的视角，是王朔和他的伙伴们最缺少的。所以他们的青春残酷作品，常常对当年的青春时光过于溺爱，也因此过于具体，缺一点深远和对人性的一般关切。

倒时差

离开英国是圣诞夜，
阴天。
抵达洛杉矶是圣诞夜，
还是阴天。
圣诞那天猝不及防
直接下起大雨。
——感冒了。

圣诞之后这些天，
天天晴朗的大日头；
开车出去，
不戴墨镜都看不清路。

鼻子堵得头昏脑胀，
对着蓝得扎扎实实的天
忽然不知此身何处
狠狠掐两下大腿
还好，没有撞车；也没
闯红灯

续周末闲谈

高级盗贼

金融危机已经转嫁到制造业，正在转化成普遍的就业危机，到处都在传言这次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没有个把年头很难走出阴影。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盗贼忽然大显身手，在世界舞台上着实演出几场令人瞠目的大戏。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索马里海盗了。据说被海盗劫持的船只总数从去年到今年上升了一倍。这样的消息，怎么看怎么象是海盗不断受到越来越成功的鼓舞，才会这么猖獗。索马里本地原来就有不少内战经历，最近又有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到现在还没撤军，“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政府失效的国家和不按牌理出牌的社会，忽然变得无所措手足，迟迟拿不出任何办法。今天才终于看到消息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在肯尼亚到索马里一带，忽略十二海里国境线的国际惯例，“允许”他国军事力量进入索马里内海追击海盗。这个允许，大概就是不追究的意思；进去了，也不算你是对索马里这个国家宣战。

这还没有说到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据说这些年也是相当兴盛的买卖。不过，近年来全球经济大热，能源、原材料、商品，每年通过集装箱海运的何止千万吨。不论索马里还是马六甲，实际遭海盗劫持的船只毕竟只是千分之一上下，要不是今年秋天遭劫的包括好几十辆坦克和大量军火，估计这个“国际社会”还在那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从非洲回来的朋友听说，索马里海盗已经相当有系统了，甚至有专门训练的学校，不光教学生使用军火武器，而且分析解释各种船舶构造，讲解西方海上保安的一般规则和常识，很专业的说。真是令人咋舌。估计他们早就预料到保安不会真的抵抗。前些时候一艘船上雇佣的英国某保安公司人员在遭劫时，纷纷跳海逃生，英国媒体一派大哗。后来，又有丹麦专门阻截海盗的军事舰艇，救起七名困在公海的索马里海盗，然后又把他们放了。他们的官方解释说，这七个人当时并不是正在劫持行动中，所以无法对他们定罪执法。估计海盗也早就研究过这种可能性，才会放心大胆地发送求救信号。

海上纠葛还没个头绪，巴黎又发生了特大珠宝失窃案，四名盗匪在营业时间内将一家著名珠宝店洗劫一空，据说失窃总值高达一亿美元。法国珠宝业联合会发言人的声明颇有幽默感，坦承如今的盗贼非常有想像力（imaginative）而且格外精细（sophisticated）。估计这也是一时半会儿破不了的案子。报纸上说，失窃珠宝最大可能是会流入东欧或中东的黑市。聊起来，大家都不免叹息，忽然却有朋友说，其实有些珠宝店不但不会因为这样的窃案破产，反而会因此生意更加兴隆。为什么？因为珠宝业最大的问题是信任危机，顾客不敢相信你卖的是正品。可是如果你被盗贼盯上了，那至少说明你进的货还是可靠的。

看到这些消息报道，再听到这些相关的故事和议论，很有点时空倒错的感觉。Grand thefts on the high sea and on high street。从前看那些警匪片，特别是法国一些拍得很精致的警匪片（阿兰德龙出演过好几部，非常经典耐看），虽然都是现代背景，总有点看古典传奇的感觉，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也因此格外多了点艺术欣赏的趣味，从来不会联想到现实。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时间背景多半是二战以前，那不就是大萧条的时候吗？难道高级盗贼的兴盛和经济衰退有什么内在关联？真是耐人寻味呀。

教改和中学分科

有幸和世界各地来的访客坐在一起，我基本上是只带耳朵，不大发言，有时听着听着还会走神儿。就在走神儿的某一时刻，忽然意识到正在谈论的是中学文理分科问题。怎么回事，这不是最近中国某教授惹起争议的话题吗？再听听才明白，原来法国总统萨尔科齐近年推行的一项重要教改，就是取消中学文理分科，避免学生过早偏科。这么说，我们的某教授还很可能是从萨尔科齐那里得到的灵感呢。

没想到，这个话题居然引起极热烈的争论。在座大多数都认为过早分科不好，可是也有很固执地坚持认为应当允许分科的。前者多半一般性地评论社会现象，举例也是关于子女，忧心他们过早偏科。后者则基于本人经历，坚持要求有放弃某科的选择权，反对国家干预。听来听去，觉得如果把这两者上升到理论的话，那一方面是咱们老毛讨论过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启蒙以来“成熟的人”的理想以及国家权力在促进这个理想中的作用。

赞成取消分科的，主要认为这样可以让青年有更好更全面的普遍知识，推迟社会成员的专业化，也在社会分工日益琐碎的经济条件下，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未来可能性。反对的，其实并不是要强迫所有的学生尽早分科，而是要求个体选择的自由，要求有不必服从规定课程的空间。那谁来作决定呢？现代国家都有根据生理科学研究一般结论确定的最低成人年龄，未成年人不能擅自决定是否拒绝国家教育机构规定的科目，必须要有教师或者家长代作决定。所以，无论如何反对方都不可能达到目的，除非是象美国有些州那样，允许青少年在家庭内接受教育，不去上学。不过，要得到这种许可，家长又必须通过一系列考核，得到证书什么的，才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现代国家对公民个体生活的侵入已达相当程度，即使在欧洲，要重返以往贵族子女依赖家庭教师的状态，似乎也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至于中国，问题恐怕并非现代国家强制所有公民接受特定教育，而是国家机器的各级操纵者只想利用这架机器为自己谋私利，完全不顾实际效果。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是最近南方周末关于西北地区解除代课教师的报道。很多地方的少儿教育，多年来完全依靠所谓“代课”教师的辛勤劳动，忽然一刀切地全部解除，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适龄儿童失学。这些追求规范化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如果不是因为本身利益驱动，怎么会这么不管不顾地强行推动这样不利地方教育发展的政策？

至于说改革中学分科教育，我以为倒在其次。应试教育的根本方向不改，如果取消分科，很可能意味着更严重的学生负担。

周末闲谈

周末腐败，几拨朋友连轴转，喝酒吃饭看电影看展览，聊天聊的五花八门，随便采撷点花絮，点缀点缀这个缺少照应的博客。

大国格局

无论非洲欧洲，奥巴马好像是个挥之不去的话题。有一位刚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回来，她自己一句话还没说完，大家已经都忙不迭地问她，去没去奥巴马的老家；一听没去，还都很遗憾，好像少了很多故事。她说，其实奥巴马在坦桑尼亚比在肯尼亚还热火，特别是沿海城镇，各种装饰和衣着，都有印了奥巴马头像当作卖点的，好像为了这个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黑人特别觉得又高兴又得意。不过，肯尼亚选举好像还在胶着状态，结果，内罗毕的政治气氛反倒比坦桑尼亚还要收敛、紧张一些。

如果这是大国政治新气象的一面，那并不是说老传统都消失不见了。从黑海地区来的朋友的朋友，最近参加了一个当地欢迎美国舰队的酒会，规格相当高。这位借着是女士，聊天时问海军军官，你们这是往哪里开啊？军官答，这是军事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不过，这里有个俄国人的网站，他们一直在追踪我们，从哪儿走，走多远，到哪儿停，停多久，一清二楚，你可以上去查看。——大概所有007之类的故事都是从这种传统里生发出来的，听到真实的，不免觉得格外错愕好笑。

方言语种

带两个从来没正经吃过中餐的朋友去吃早茶，那真是一个赞不绝口呀，让我们觉得很有民族自豪感。吃过牛肉肠粉，两位都问这是什么。怎么说呢？餐馆菜单上就是“肠粉”的广式拼音，只好解释一下原料什么的。

然后，被民族自豪感催着，觉得有必要给他们一点儿启蒙，也光大光大咱们中国文化。于是开始讲解广东话和北京话如何不同，其实上海话和北京话也不同，台湾的闽南话也不同，反正你要是没花点功夫去学，说这些话的人互相之间都是听不懂滴。

加纳小伙子很客气地问，那这些都是中国不同的语言（languages）了？我们猛摇头，当然，有些语言学家会说某一种可以独立算作语言，但是一般共识还是认为这只是些方言（dialects）。他又问，那中国一共有多少方言呢？这可把我们问住了。想了想，取个捷径，说，大体上有八个方言体系，下面再细分，就多了去了，总有一百来种吧。说完，我们两个中国人还对对眼，互相鼓励一下，都说肯定能上一百了。

再看人家加纳小伙子，好像还有疑惑，赶紧又找补一句，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基数大，方言种类自然就会比较多。没想到他一开口，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说，他知道中国人口多，所以才觉得奇怪。加纳一共两千两百万人口，可是官方认定的方言，就有一百四十四种之多，官方认定的不同语种，也有十种之多。公立小学中学，都必须开设这些语言的课，供学生选学，此外，还都必须要开英语课。他自己就会这十个语种里的四种，外加英语。

好奇地问他，这大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很可能是五十年代，象他这样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父母一定也都是经过这样的教育体制，感觉就象是从来如此。确实，他已经说了，加纳是非洲最早赢得独立的国家，不但和平地结束了殖民统治，而且后来也没发生过国内战争。虽然有过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阶段，但最终又和平转向民主政治，而且没有发生象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时期那种大规模政治残杀和迫害。

非洲很多地区至今都有深厚的部落传统，应该是当地多语种的主要根源。部落传统既影响文化也制约政治，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以后，建立现代国家，采用哪个语种作为通用官方语言，恐怕是非常容易引起冲突的重大问题。我对非洲了解不多，会不会这也是他们沿用英语法语作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一个原因呢？

另一方面，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非洲国家争取独立时，还没有后来九十年代发生的那么多大规模内战。各个国家内部，政治上也是求同存异的趋势占主流。能够这么注意保护方言语种，恐怕也有国际大趋势的影响，当时争取解放的各族各地人民，都格外愿意表现互相之间的尊重和容纳。而且，经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当时民族学、民俗学都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在知识领域，也有一个调查认定不同方言语种的热潮。这些估计也影响了加纳教育系统的建立。

其实，中国那时积极认定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也是有这些共同的国际背景的。只不过，我们中国的传统，偏于强调大一统，强调同一，忽略差异。几十年过去，当初对差异的好奇和尊重已经消磨的差不多了。如今，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言在学校教育当中也得不到真正重视，尤其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属于国家贫困县，教育就更跟不上了。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媒介，在日益两极分化的经济发展中，首先被牺牲掉，民族文化怎么能不受损害？说到底，还是少数族裔缺少政治表达的渠道，也缺少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处境，恐怕还真比不上非洲那些以部落为基础的小语种社群。

伊朗电影《越位》（Offside）

原发表日期: 2006-08-13 20:38

这个导演拍过若干有国际影响的片子，我只看过《红金》（Crimson Gold）（血金？），《越位》是第二次看他的电影。因为记得《血金》的社会批判极为强烈，又听说《越位》是关于女性不能看足球比赛的禁令的，而且伊朗国内已经禁止发行这部电影了，所以，开演之前的想像还是偏于正剧的，没想到其实很幽默，黑色幽默，而且很温馨，并不是正面冲突式的。

妇女看足球，肯定是在伊朗社会上成了个话题。今年早些时候，好像是那位特别能出人意料的伊朗总统曾经宣布，妇女可以去看足球，引起他们国内宗教领导层的喧哗和不满，记得当时英文报纸报道，宗教保守派义愤填膺，说是怎么可以让女人去看男人光着大腿跑来跑去呢。可能总统觉得犯不上为这个事惹麻烦吧，最后又维持了禁令，整个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越位》是今年出品的，故事背景就是2006年世界杯的预备赛，伊朗和巴林争出线权，最后伊朗赢得去柏林的机会，影片最后，就是街上到处的欢庆人群，让人有点儿亦真亦假的感觉：难道导演是实地拍摄的吗？他怎么能预料比赛的结局呢？

影片的故事结构很简单：德黑兰的妇女们化装成男性，企图混进体育场去看伊朗和巴林争夺出线权的比赛；官方设立了种种关卡防止她们进场；其中有不那么幸运的几位被识破，先后被带到场外的一个临时区域，由士兵看守，这些原来互不相识而又各有性格的人就开始了耐人寻味的各种互动。

应该是个很有挑战性的社会话题，甚至可以很轻易地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可是因为这些细小的人际互动，变得非常平民化，生活化，很有人情味的。最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争论女性在各种情况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无论是站在哪一方，基本没有人拿伊斯兰教的教义来说事。其实，根本就没有宗教语言出现。双方都在说，家里人会怎么想。“如果这是你的姐妹，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兄弟，还有你父亲……“，都是这类的，听上去，倒象是我们孔老夫子儒家教导出来的，什么孝道呀、“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

比较有意思的，还有“故事“的游走，一直吸引着观众，不沉闷，可是又并不是平常想像的情节展开。其中，一位对足球毫无兴趣的乡村兵，和另一部伊朗电影《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里的一位类似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到影片结尾时，已经成为摄影机观察的兴趣焦点。

这样的故事片，摄影机给观众的感觉并不是在向你展示，而是带着你一起去观察，大约是很多伊朗电影都有的特点。有些伊朗影片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故事，而且还经常有些思考被片中人物直接说出来了，可是整体上仍然不会象某些中国电影那样，让人感觉是在说教，这种观察而不是展示的视角很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似乎是，导演和观众一起在考虑表面情节下可能隐含的更丰富的人生韵味，同时，也就给影片带来一些诗意。

《无记名投票》处理的问题，和中国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有些相似，北大法学院的苏力还曾经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理直气壮的样子为山杠爷这样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自行立法执法维持小社会的“传统 “秩序的做法辩护。和这伊朗电影的处理一比较，就觉得过于简单化了，有点急于给出答案，而不是从中意识到现代和“传统“都在面临的困境，不是简单地为“传统“辩护或是为现代法制辩护的问题，现实中并不存在简单的直线逻辑可以引出一条轻易的出路，总是在二者之间不停地摩擦。

伊朗其实有很多和中国类似的问题，他们的电影艺术家在探讨时，尤其是用故事片的形式探讨时，总能表现出更生动、大胆、尖锐、又具有同情和理解的想像力，相比之下，中国的纪录片似乎更胜一筹，故事片就差一些。《血金》表现大都市里的贫富悬殊，和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选取了相似的展开视角，只不过主角不是从农村来的十七岁男孩儿，而是两伊战争中受过伤的中年退役军人，现在成了骑着摩托给匹萨饼店送外卖的。整体上，王小帅的电影线条更清晰，剪辑也更流畅。可是，从社会批判角度看，《十七岁的单车》最后让那个被欺负的农村男孩儿扛着砸得歪七扭八的自行车，很有毅力地从一大排等待绿灯的都市人士前面走过去，还用了仰角拍摄，整个一个英雄形象，似乎是让人相信只要坚持只要奋斗就有人生价值，有点“光明的尾巴“的意思，不象《偷自行车的人》，完全被剥夺掉了自己的尊严，也不象老舍的《骆驼祥子》，最后是穷困潦倒。而《血金》结尾，是主角自己最后对什么是“尊严“发生了疑问，也做了新的选择；虽然不象祥子，但是带着黑色幽默的“血金 “更让人震动，感觉比《十七岁的单车》要发人深省得多了。

芝加哥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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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到美国多年，“国家地理”一直是一知半解。去年年初驾车横跨北美大陆，一个月里从东转南向西，穿过十七个州，游览十来个国家公园，行程六千多英里，不能不天天查看地图，才算狠补了一次课。今年大选，老百姓一反以往政治冷淡旧习，全国沸腾，媒体天天照着分州地图报选情，耳濡目染，算是又补了一次课，感觉好多了。不过，缺漏还是很多。芝加哥这么重要的城市，以前从来没来过，只有一次是在欧哈拉机场擦边而过。

这次到芝加哥，也不过就是三天时间，开会还占去了整整一天，完全没有离开那个教学楼，所以，要说不是掠影也难。好在陪同的朋友对芝加哥很熟悉，开车在城区浏览的同时，听了不少讲解；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外，也有若干掌故。

城市地理

抵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地面上的灯光景色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横平竖直的街区伸展绵延，颇有一望无际之势；比较而言，市区中心突兀而起的高楼大厦和灯光璀璨，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地盘。当时就想，芝加哥也算是个滨湖城市，怎么城市规划的乏味，比起洛杉矶还有过之无不及呢。后来才发现，地面上的感觉并不是这么回事。

先说最简单的找路找方向。太平洋海滩在洛杉矶西边，临海的圣塔莫尼卡市，按数字排列的街道是从海边向内陆递升。密西根湖在芝加哥的东边，沿海按数字排列的街道，全是沿着指向湖边的东西向。电话里解释自己在哪儿，路上找人问方向，每次都要在脑子里转换好几次，还是常常弄错。

而且，这里的单行道出奇的多。芝大旁边的“中间道路”（Midway），一大片空旷的草地，两边街道都有双车道，可是也都是单行道。芝大校园还算比较紧凑，走路其实很方便。他每天基本都是步行往来，结果开起车来常常记不住单行道，绕了不少冤枉圈子。那天晚上送我“赴宴”，四个街区的距离，居然开了超过十分钟还进不去要找的那条街。

我们在市中心时也被单行道忽悠得绕了些圈子。开车的朋友性子比较急，有两次都是趁着路上没什么车，直接就在有双黄线隔离的地方打调头，好像也没惹起民愤。还有一次他开进反方向的单行道，对面来的两个车也就是减速让过去了。他说，他的车牌是爱荷华州的，芝加哥人直接就觉得你是从乡下来的，乡巴佬不懂城里规矩，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世博会

京奥总算过去了，现在上海人常念叨的，就是一年多以后的世博会了。早在1893年，芝加哥就举行过世博会，而且一开就开了一年，还连带着开了不少其他“第一次”的世界大会。我们美国“乡巴佬”的朋友，刚一听我提起这个茬，马上接口讲那时的第一次世界工人大会；正式接待的印度女生，第一个反应则是第一次世界宗教大会。我今年初正好查过和后者有关的资料，知道李提摩太曾经参加这个会，所以很有点兴趣。可惜时间不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探讨。

芝加哥是击败纽约华盛顿等都市，才争取到1893年世博会主办权的。那是机器工业上升的时期，所谓世博会，从1851年英国第一次举办开始，主要就是展览日新月异的“奇技淫巧”。当时盖的主要展馆，现在仍然是这里的工业展览馆。芝加哥历史上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中西部农业和原料工业的中心，集散、加工、交易，都和农业矿业相关，至今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期货市场，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成重要的金融重心，比较起来，机器制造业并非特长。也因此，周围农业州的居民常到芝加哥来，芝城人居高临下地原谅宽容这些常来常往的乡巴佬，也是有历史传统了。

爱荷华“乡巴佬”的太太，从小在芝大附近的小区长大，小学时学校组织活动，常到工业展览馆参观。我们路过了她上过的小学校和中学校，还有她们家先后住过的两栋楼，也看了社区教堂。多数建筑都有相当的年头。“老”建筑多半是石头的，“旧”建筑则是红砖。贯穿芝大校园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往东边工业展览馆的方向，一栋陈旧的红砖楼房，颜色已经褪成酱黑色，格局很像国内某些五十年代的公寓楼，据说都是1893年世博会时盖的工人宿舍 。

1893年世博会的举办场地，主要是在芝大旁边，一条中轴线，就是“中间道路”那片宽阔的绿草地，两端各有喷水池。东边沿密西根湖有好几个以总统命名的“park”，现在有的就是绿地公园，有的已经成了住宅区。西边也有湖，绕着湖也是以总统命名的华盛顿公园。湖都很小，和密西根湖没法比，可是绿树绿地环绕的公园，无论是开车路过远远望去，还是地图上显示，都比东边的公园要大很多，据说风景非常好，但却是难以接近的地方。

华盛顿公园主要是南北向。公园东侧是芝大医学院和运动场地，西侧就是新延伸不久的轻轨绿线的车站。到达那天晚上，给朋友打电话说我要坐地铁过来，下车后走到住处去，朋友立刻警告我说千万使不得。后来，先后两位朋友开车路过此地，都说这个华盛顿公园是这里最不安全的地方，不管白天晚上，都不安全。爱荷华乡巴佬说他刚到芝加哥时，曾在白天溜达过去，里面的人看他的眼神，基本上就是你到这儿干吗？你不是这块儿的，趁早离开，别找麻烦。

芝加哥正在申请2016年的奥运会举办权，如果申办成功，据说就要在华盛顿公园这片地方建奥运场馆，争取改善现在帮派盘踞治安不良的状况。

名校的周边环境

其实，芝大周围有不少治安不良区。我住在校区南边一家小旅馆，也属于不大安全的地方，大家都嘱咐说，天黑以后一定不要自己在外面走。从校园回去，主人也会安排男生陪同。据说，这一片原本是比较富裕的白人区，如今的情况和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取消种族隔离还有关系。当时白人房主不愿租房给黑人房客，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诉讼。后来就规定必须对申请租房的人一视同仁。因为这里是郊区，房租比较便宜，越来越多的黑人搬过来，白人则纷纷搬离，而且撤走投资，关闭工厂。结果，这里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变成贫民聚居的地方。

芝大属于芝加哥南郊的海德公园区，是著名的黑人居民区。爱荷华“乡巴佬”的太太、在芝大附近长大的女孩，当年就住在这里。她们的小学校就设在黑人区，小时候没少和黑人孩子滚在一起，而且还曾很勇敢地和黑人男孩儿拳打脚踢过。美国下一届的黑人总统奥巴马也住在这里。我们特意跑去看了看。自从他当选，这里就加强了安全警戒，水泥隔离墩沿马路一字排开，堵住整整一个街区，留出的路口两边，站的都是警察，下一个街口也站着警察，在那附近转弯时，我们车里的无线电一直出现屏蔽之类的噪音。看见那么多警察虎视眈眈的，我们就没下车。晚上听一位中国学生说，他曾特意走进那条街去看过，警察也并没有拦阻。可惜我们太胆小，错过了机会。

奥巴马住的这一片，虽然说不上是贫民区，但也不是所谓的“高尚好区”。从夏天到十一月他当选，不少中文网站酸溜溜地说他从来没在名校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住过，好像这就能说明他的精英身份了。其实，别说二十英里，芝大附近两英里之内，四个方向就有三个是收入中等偏下而且治安欠佳的居民区，另一边就是密西根湖。我住那个旅馆的女工，和奥巴马住在同一条街上，说起如今每天早上出门都要经过站岗的警察，也说起治安倒确实是好多了。名校周围有低收入居民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何况周边二十英里相当于方圆六十多里地了，什么样的小区都有可能包括进去，这种评论不是有点无趣吗？

洛克菲勒和芝加哥大学

芝大的建立，应该也和1893年的世博会有关。就是这一年，洛克菲勒决定向芝大捐款一亿美元（我应该没记错吧？），一直到现在，芝大都把这一年作为自己的建校纪念。据说，洛克菲勒捐款时提出一些非常严格的条件。比如，他自己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要求无论什么情况下，芝大必须保留神学院；另一个条件是，以洛克菲勒命名的礼拜堂必须永远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如今，就像所有其他学校一样，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占据着最新最大通常也是最高的校园建筑，洛克菲勒礼拜堂怎么办呢？那就在每次有更高的新建筑落成后，给礼拜堂尖顶的天线之类部件加高。芝大校董会永远有教士席位，保证了这些烦琐的要求。

其实，洛克菲勒并没有持续不断地支持芝大。后来他在北加州设立史坦福大学，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芝大说没有多余的钱再给芝大了。当然，这些都是自命独立不羁的芝大研究生讲的故事，校方绝对不会用这种口气谈论公认的芝大之父。大图书馆斜对面的大食堂里，悬挂着历届校长的半身肖像，只有正面内墙上有三幅全身油画像，中间一幅就是约翰洛克菲勒。

学生自有对这个名校表示自豪的方式。他们曾合作偷走一幅前校长的画像（不是洛克菲勒），带到各著名城市的著名建筑前合影留念，转了一年，才归还给大食堂。不管目的如何，恶作剧式的偷窃，总让我想起前几年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互相偷窃对方校园著名地标，并用大卡车横跨美国，运送到自己校园的故事。

和东岸的常春藤名校不同，芝大作为名校的最大特征，不在刻意维护的贵族精英气息，而是在于形成若干代表性的学术团体学术流派，这是无论多么有名的大多数名校都很难企及的。通常提到芝加哥学派指的多半是经济学，可是这里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也都有过自己团体性的辉煌阶段。可见，这里的校风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要想在两三天里就了解芝大的校风，当然不可能，不过，道听途说的却也不少。据说这里研究生大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比例相对较高。学校鼓励研究生的学术活动，人文社科类在学校注册并获得资助的各种“工作坊”（workshop）就有将近五十个，各有负责指导的教授，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各种研讨班，通常都会请校外人士参与。大图书馆里，阅览室设备齐全舒适，图书借阅存储方便，还自带地下食堂，二十年以前总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放，只要愿意，基本上可以躲在里面看书看到老。学生若想放松，一般就要进城，芝大附近并没有美国大学城通常可见的很多小酒馆。据说，芝大学生聚在一起，不会是因为酗酒闹事，多半倒可能是为了赶论文在滥用兴奋剂。

芝加哥的夜生活

自从歌舞剧《芝加哥》上演，特别是改编电影以来，这里最著名的特征好像就不再是期货市场，而是夜生活了。芝加哥夜生活的活跃区，离芝大有相当一段距离。从市中心开始向南排列的街区，芝大在延伸到郊区的五十到六十街之间，而芝城的夜生活却集中在市区北面。历史上，口语里的芝加哥人，说的都是市区偏北的白人，并不包括城南那些黑人社区，也不包括同在城南的唐人街（在二十二街附近）。不过，这里的白人来源多样，大概是造成竞争激烈、黑社会猖獗的重要原因。

白天，朋友带我转了市中心，看了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大火后残存的水塔等等标志性建筑，还在文化艺术中心的美术馆看了两个多小时展览。出来时，等着看展览的人居然排起长队来。

晚上临上飞机前，才在市北一带转了半个小时，真正是走马观花。不过，也还是领略到一点风味。最主要的，就是类似唐人街的欧洲各地移民形成的传统街区，希腊街，德国街，乌克兰街，等等。而且，也象唐人街从前主要靠洗衣店那样，据说各有自己的传统手工业。开车的朋友在乌克兰街区附近住了四年多，这里最主要的产品之一就是柳条编织的家具。当然，各街区最大的特征还是各种饮食消费娱乐场所，歌舞厅可能是黑帮偏爱的所在，欧洲风格的小咖啡馆则为落魄文人提供消遣。如果你听说过文人在芝加哥的逸闻逸事，那多半是发生在这些街区里，跟芝大有相当的地理距离呢。

印象中的伊朗电影《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

再贴一篇旧文，还是两年多以前在我第一个博客上写的。断断续续开了不知多少个博客了，希望这次真的能坚持下去。这篇里面提到另一部伊朗电影《越位》，原来也写过短评，过两天贴上来。


印象中的伊朗电影《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
发表日期: 2006-08-18 09:50 复制链接


《无记名投票》
这个翻译不知对不对。Secret Ballot还是要核对选民证的，只不过无论是谁，原则上都无权知道你的票是投给谁的。另外，这还是好几年以前看的电影了，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

大致说，影片开始于一个清晨，在一个外海岛屿上的荒凉海滩，两个很显然是农村籍又没多少文化的士兵在这里执勤，因为是投票日，很快有船（还是飞机？）把选举工作人员送来。结果，是一位都市来的女同胞，所以，整个片子的对话里都有城乡、教育程度和性别的微妙冲突，总是和隐隐约约的现代化问题挂着钩。

于是，轮到白天执勤的士兵，开着车（？）带着这位女同胞和她的大投票箱，成了一个流动投票站，在岛上和各种不同情况的居民打交道。其中，有一群人主动找来投票的，也有流动投票站送到家门口都拒绝理睬的。记得有一个村子，由一位母系元老控制，就把女工作人员给轰出去了。还有一个场景是在一个墓园，好像是刚举行完葬礼的人们也非常反感这个投票站的打扰。还有被遗弃的建筑工地，大型机械和沙子堆益发显出环境的荒芜。

在这个艰苦的寻找选民、保证每一位选民都有机会行使自己选举权的过程中，女工作人员一直很认真，无论遇到多么刺儿头的人和环境，她都想尽一切办法，从不轻言放弃，而且永远耐心解释所有注意事项，有选民不了解候选人的，还负责地介绍所有四位合格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努力表现出对候选人一视同仁的基本态度。

这位女士固然是非常忠于职守，那位士兵也渐渐进入角色，改变了开始时的抵触、不配合、挑刺儿的态度，对她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发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他一边开始更具体地帮忙，一边也开始绞尽脑汁试图理解她的目的和困难。最后，她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他用反讽的方式提出来的。在一片没有现成道路的沙地上，他忽然停住车，无论怎样催促，他就是坚持说，现在不是绿灯，不能开动呢。她烦恼非常，质问他哪里有红绿灯？他则反问，那么哪里有她所假定的“选举人“和投票日假定的那一系列的现代政治前提呢？恩，当然啦，他绝对不是真的这么发问的，这是我后来有所发挥形成的印象。他的反问应该是更口语，而且好像是用了她那天一直在用的一些套话，所以更有趣，更发人深省，观众到这里也都发出会心的笑声。

最后，女士被飞机接走了，带着那个大投票箱一起走的。可是这并不是结尾。真正的结尾是，这位士兵的生活和思考被这一天的经历触动，有了改变，他无法再象以前那样看待习以为常的“传统“或者他那已成常规的日常生存状态了。

两个人的偶遇和碰撞，是因外在体制和条件所决定的，各自都没有被绝对化，互相又都受到对方存在方式的质疑和挑战。到分手的时候，表面上各自返回自己原有的生活轨道，可同时又已经因这个偶遇和碰撞的经历而有所改变。和《越位》不一样，在这个影片里，农民兵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那个观察的眼睛，慢慢让观众发现他的好奇和思考。在影片开始时，那些投票或抵制投票的人们是构成情节冲突的要素，保持着故事进展的紧张度，但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这些就让位给观察和思考了。也因此，那些非常坚决地坚持自己的家族传统并且反对参与投票的人们，并不构成影片最根本的冲突对立面。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影片制作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一个绝对的“现代“和一个完美的“传统“之间发生冲突。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两种东西。“现代“可能带给我们探索和思考的热情，可是一旦把它绝对化，就没法和现实生活发生切实有效的关系。“传统“的家族权威仍然在很多地方存在，可是多少带着没落的色调，影片的表现似乎在暗示着，这些迟早还是会发生变化的。

其实，影片对“传统“着墨不多，可以看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传统毕竟还比较新鲜，从1979年到现在也还不到三十年，社会的基调还保持了某种因为反对国王皇室统治的“传统“，要通过革命创造“新“社会和“新“前途的底色。

大概就是这样吧，肯定有记得不准确的，还包括了因为个人观感扭曲了的记忆。什么时候在网上租了这个片子再看一次，就可以核对印象了。

中国电影里边，也许可以说陈凯歌早期的《黄土地》和这个基调有些相近，这里就不说这两个电影的不同了。相似的地方是，传统和现代似乎是偶然间碰到一起，对于双方都是一次心理和精神上的冲击。在传统那方面，尤其是年轻一代或者女性受到的冲击更大（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对传统的“定力“更差一点儿，谁让传统对他们更忽略呢）。可是现代一方也并不是完全无损地离开的。代表现代出现的“他“或“她“在这两个电影里都受到了传统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把山杠爷和建设现代法制对立起来，至少从电影艺术对现代世界的表现来说，是简单化的。以为中国农村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还有绝对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农村党的基本建设等几十年的影响，仍然保持某种“纯粹“的“传统“秩序的世外桃源，本身就有自欺欺人的嫌疑。十几年以前，传统肯定还相当沉重地存在于很多比较偏远的乡镇，可是这些乡镇和外界的关系是否那么明确地对立着，恐怕全看论者如何理想化自己的议题了。社会问题要微妙一些，不能都用数学物理那种抽象法。当然啦，法学总要比人文学科抽象得更多一点儿。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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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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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媒体上看到中国官方要禁止文艺演出中对口形假唱的做法，而且西方媒体直接把这个决定和奥运开幕式上的假唱事件联系起来，还上了假唱事件里红衣女孩儿林妙可和幕后真声杨沛宜的照片。

记得这件事刚闹起来的时候，我曾接受电台采访，批评这种作假现象，也连带批评了开幕式的风格。后来看到不少对这种批评的强烈反应，主要都是强调这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小题大做。你要是抓住这个问题批评，那一定是动机有问题，一门心思要给中国抹黑。

这是很可笑的论辩方式。要看动机，恐怕也要先看京奥组织者的动机。他们可是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说是为了给中国添最大的彩。如果为了添彩就不妨造假，那又何必那么在意小布什或者萨科希的本尊露面？随便造两个热情洋溢衷心祝贺的演说视频不是还更经济实惠吗？要不，弄个全球大祝贺，所有国家元首的视频，管他真的假的，民族特色多姿多彩，比起如今这个不到一百个元首出席超过两百个代表队的开幕式，可不是要威风得多得多了。

京奥造假，最出格的就是那三个指定作为抗议集会场地的公园。别说没有一个集会申请得到过批准，而且所有遵循官方渠道提出正式申请的公民，全都被警察或者国保抓起来了，有的到现在还没个说法，也没放出来；有的已经送去劳教；还有的甚至被起诉判刑。这个假造的也太离谱了——谁也没逼着你们指定这种专门地点，怎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难怪美国《亚特兰大（Atlantic）》月刊的记者要疑惑了。疑惑之后，总要尝试一下该怎么解释，于是他得出结论说，这主要是因为各级官员不通气，有想招儿给待位的习近平在西方舆论上争分的，有下层专门压住老百姓别闹出事儿来的，虽然诸位都是想给京奥期间的中国添彩，管理结构却非常陈旧，既没有必要的沟通，也没有各级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公开。

这个解释好像很有点新意，其实中国老百姓知道的比这要早得多，而且要直接深刻得多了。这不就是政绩工程的变形吗？所有官员，眼睛都只知道往上看，关心揣摩的都是上级领导的心意，公民群众完全没有正常渠道对政府官员实施监察，也没有可能施加政治压力。老百姓算个啥？前深圳海事局林书记说了，“你们算个屁呀！”京奥开幕式造假，不过是这种风气在特别时刻登峰造极的表演罢了。

现在三聚氰氨也出来了，奶粉鸡蛋都难出口了，官方又想把这个造假文化的社会根子追到假唱现象上去了，好像这样就能改变社会风气。可是，满眼都是用权用钱“摆平”麻烦、逃避责任而又不受惩罚的实例，别说假唱的禁令也会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大家都不淌这趟混水了，风气就能转变，你官方糟践社会风气的责任就都能掩盖过去吗？

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由着你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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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24城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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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看了贾樟柯的《无用》，十月中又看了《24城记》。记得前几年同时看《三峡好人》和《东》，在当时的“学习小组”里曾提问，工人韩三明（？）在称为纪录片的《东》里肯定有为拍摄摆造型的情况，那是否造成对纪录性质的破坏？专攻电影的美女主持讨论，认为这并不影响片子的质量。还没看到《无用》和《24城记》，已经在网上读到贾樟柯被记者问到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似乎有点以攻为守的味道，大致是说他自己不在乎，别人爱怎么给他分类都行。果然，这两部影片里再次出现混杂表演的情况。不过，我觉得这两部片子的混用方式有质的不同。

看电影很容易受事前期望影响。看《无用》之前，听到一些不满的评论；看了以后，印象却非常好。看《24城记》之前，读到若干不错的评价；看完出来，则是一脑门子的官司。幸好同看的几位意见颇有分歧，接着又一块儿去吃饭，正经讨论争辩了两三个小时，回来感觉自己的意见也比较平衡了一些。

《无用》的直接主题是服装生产，从大规模产业化商品化，到小众高档追求格调和自主意识的服装设计，再到近乎手工作坊对底层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三种服装生产的“生存状态”形成色彩鲜明的强烈对比，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展示这三种状态在今日世界的共生共存。在这样的共生共存面前，一方面，任何简单的批判姿态都显得矫情做作；另一方面，无论是煤矿工人还是服装厂女工的劳作，虽然既产生工人本人对服装的需求又创造了满足消费社会需求欲望的产品，但劳作本身并不产生对意识或意义的追求。那么，高档设计中所追寻的意义或自主意识（在设计师马可那里，这种追求集中在返回自然、返回劳作的主题上）和其他两种服装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关系呢？影片的展示方式分明指向这个问题，但最终并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无用》延续了《东》暗含的一条主线，不妨说，贾樟柯以纪录式电影为武器为语言，挖掘探索着当代艺术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对非发达国家（比如说中国）的艺术家来说，这种关系有着尤其不可回避的全球化维度。无论是刘小东的油画，马可的服装设计，还是贾樟柯自己的电影，艺术价值得到认可都是在国际舞台，而且认可的过程中都包含了对思考人生思考历史干预现实干预社会等等“非艺术”因素的肯定。那么，自己最后完成的艺术品，其中所展示的对象，他们和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关系何在？我们似乎在关于刘小东、关于马可的没有答案的影片中，看到了贾樟柯自己的影子。

虽然问题隐晦，影片也拒绝提供答案，这种关系在《无用》里还是浮现出来。比较而言，《东》的意象大于主题。作为艺术家的贾樟柯，真实确凿地被他的对象所吸引。从三峡工地到曼谷街市，他的摄影机追踪捕捉着人们看似不起眼但却极有表现力的状态，可能是瞬间，可能是定格，也可能是摆拍，最后完成的影片中，这些影像因素保持了某种外在于电影的独立品格，和影片自成一体的存在形成持久张力。也因此，《东》体现出一种着迷，人与社会既融合又疏离，人的生命力既脆弱又顽强，这些似乎都可以从曼谷那位走在摊贩市场中的盲人青年的背影里读出来。

这种着迷，特别强烈地表现在对纪录对象特别是普通人的摆拍上。无论是《东》，《无用》，还是《24城记》，贾樟柯的摆拍特写，有着比刘小东的油画人物还强烈的震撼力。我觉得，这是《24城记》里最有力的表现手段。特别是全无声响效果的一幅幅人物近景，拍摄对象的凝视可能出于紧张，也可能出于羞怯，但却恰恰造成了观众心中同样的紧张和不确定。与此类似，《国际歌》声中，呈现的不是通常联想到的集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面容。没有交待空间环境的镜头游走，接下来的就是爆破拆毁厂房，是引用的叶芝的诗句⋯⋯

可是，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感觉就开始有些复杂了。为什么要用专业演员呢？专业演员提供的访谈片断，究竟是贾樟柯和翟永明的创作，还是真有其人其事，只不过用了专业演员代为出镜？艺术家当然可以选择自己偏爱的表现手段，但是《24城记》是叙事体裁，和《东》或者《无用》那种刻意回避交待相关线索的风格有很大差别，您是不是至少可以在片尾字幕里说明一下，我们也好知道影片开始时采访的工人，是不是在背您给他的台词。怎么说呢？感觉电影制作者这种选择，有点对我们观众的智力不是那么尊重。

其实，感觉不舒服是从陈冲被称为“小花”开始的，觉得有点拿我们开玩笑。不过，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真人真事。可是，她的故事结束在电影《小花》的片断，加上李谷一的“妹妹找哥泪花流”，音响还做的那么清晰明亮，未免过分了。知道的人，可能有那么会心的一笑，也可能看到的不过是演员在镜头前的自恋，或者是导演特意陪着演员一块儿自恋。和陈冲这一段比起来，赵涛在《24城记》里的表演，可以说是她在所有贾樟柯影片里最好的。访谈方式主要依赖台词，又不便过度夸张面部表情，相当考验功力，她也没有增加手上的动作（她在《三峡好人》里不停地折腾手里的矿泉水瓶，真的快让我崩溃了），而且也没有为了弥补年龄和角色的差距做什么夸大表演，这很不容易。她在《任逍遥》和《世界》里的高门大嗓风格泼辣，基本是某派大陆女演员从刘晓庆到章子怡，刚出道时都不能避免的。这次看来导演也调教了，她自己也挖掘了原有的潜力。

体裁和风格，未必仅仅是和“内容”相对的“形式”，多半还是跟编导的着眼点相关。从《三峡好人》开始，贾樟柯的“影龄”跟着年龄增长，关注点也从自传式的无处消耗又无谓消耗掉的小城青春，转到边缘人内在的生命力。《24城记》是更进一步的转向，能量和生命力还在那儿，可是重心已经从“好人”的“人”转到了“24城”的“城”。影片借助叶芝诗句送走过往并收束在年青一代时，我们明明知道这城市里还有很多人象赵涛叙述的“母亲”那样穿着分不出年龄性别的工作服，依靠灰尘土屑中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劳动勉强谋生，我们也知道厂区内外的孩子未必都能有赵涛那个角色那么好的运气，可是我们的编导已经决心不再关注无论是从汾阳还是从风柜来的人了。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也许正是容纳青年剩余精力的最佳去处？也许正在为我们提供希望？这是一种选择，选择关注那些能和新建的开发区相关的某些下一代，隐喻他们和都市发展的内在关系。这也是一种忽略，忽略比如王兵《铁西区·废墟》里因为工厂倒闭街道拆迁学习不好而看不到前途的那些下一代。

比如侯孝贤，即使拍了《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这样的重头戏，仍然不能忘情青春时期的躁动，于是我们看到《南国，再见南国》，甚至到了《最好的时光》，他还试图进入二十一世纪都市青年不满和躁动的内心生活。坦白说，他后来这些关于都市青年的电影或片断，我感觉都只能浮在表面，不象他早期制作那样带着内在的冲动和韵律。蔡明亮的电影出现时，侯导都市电影的力不从心就对比出来了。可是无论怎么说，侯孝贤毕竟记得，现代大城市给下一代带来的并不都是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贾樟柯还年青，记得前些年也听说过他还要拍残酷青春的电影，不知为什么没有后话了。他接下来的路会怎么走，仍属未可知之数。

2008.11.6.

读书：帕穆克的《雪》

［暂时没有写新的，先贴一个旧贴热热身。］



如今国内翻译出版速度惊人，几乎能和英语世界保持同步。象我这样基本不会从国内买译本，英语阅读又不那么顺畅，上网转转下来，感觉好像是别人看书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的阅读量反倒越来越小了。拿文学作品来说，一年能看两三本小说，已经就可以说是丰收了，和以前在国内时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去年在伊斯坦布尔，曾经见到奥罕·帕穆克的出版代理；回来后，又有中东的朋友说认识他哥哥，聊起来，只有我还没看过他的书，不禁非常惭愧。那时刚回来，正忙着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知道帕穆克有一本《伊斯坦布尔》，想看看他怎么说，于是这成了我阅读帕穆克的第一本书。手边还有他两本小说，却是磨磨蹭蹭一直到七月，才翻开那本《雪》，每天零星看几页，这星期才看完。

因为看的是英文版，阅读期待不自觉的受到其他英文读物的影响。主要是，虽然第一章里叙述者“我”已经出来回忆一些过往历史，可是从第一页就有的那种讲述他人心理活动的手法，总让人假定全书都是第三人称讲故事。因此，几章下来，发现每过若干页，作者就会跑出来给个小注解说，“我”怎样怎样可以证实确实是这么个情形，就让我感觉有些不耐。幸亏不久前刚看过韩东的《美元硬过人民币》，记得如今的中文小说也常有类似修辞手法，好像自己并没觉得厌烦，反倒还很欣赏似的，于是，通过想像中的转译才把这点不耐化解掉。

全书的前一半，看看放放，看得很慢很辛苦，拖了很多天，上面提到的小小不耐只是次要原因。主要问题是，不知应该如何期待作者，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结果总有看不进去的感觉。小说首页有三段题辞，句句指向政治和文学叙述的张力和冲突。果不其然，上半部每一章都会引入土耳其地方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个重要因素：以往现代政治历史的各种后遗症，包括土耳其革命，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七十年代的左翼学生运动，其后的长期军事统治和最近不稳定的民主化，公安部门和秘密警察对社会的监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上升，库德族的武装反抗，青年女性在宗教、家族、政府多重羁绊下的压抑与觉醒，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相当的面面俱到。看完以后回头想想，这前一半写得也很不容易（所以我才会有阅读困难），既写了很多直接的政治因素，又努力不让读者误读成简单地揭露批判土耳其社会，于是又要增加心理活动的张力，可是这个心理活动的讲述又受到特殊限定，一路上埋下许许多多伏线，要到全书的最后才慢慢显现出深层意义。

在这前一半里，每隔一两章就会有个新的人物出场，每一出来，又都象是个主要人物，带出一大堆个人历史和经历。与此同时，串联全书的诗人卡（Ka），虽然有不少心理活动，却并不让人信服。他因为年轻时政治左倾，在土耳其八十年代军事政变后流亡德国，最近（九十年代末？）才回国，这次是以记者身份到卡尔斯（Kars）这个东北部边境城市，为伊斯坦布尔的自由派杂志采写小城少女连续自杀事件的专稿，小说就是从他坐长途汽车冒着几近封山的大雪进入小城开始的。他到之后，小城就因雪封闭，主要事件就此展开，人物也陆续登场。具体什么事件暂且不提，对卡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幸福到常常会忽略环境冷漠他人的程度。可是在小说上半部中，最模糊不清没有特色没有质感的，就是他的爱情对象，他那幸福感的支撑者。除了满纸的美呀美（“beautiful”），没有多少行动，而且她的所有对话都非常枯燥无味。

不过，我看到将近一半时还在怀疑下面还能有什么发展，作者已经开始慢慢把张开的网收束起来。收束的起点是“我”的正式登场，整整一章都是“我”的活动，小说以此正式回答了读者前面阅读时的小小不耐。从这一章开始，虽然基本脉络似乎还是在追踪当初大雪封山那几天小城里发生的主要事件，“我”却缓慢地从幕后转到前台，慢慢取代卡的中心位置，不但在调查和重新建构过去，也在重演并参与卡的经历。那位美丽的女性，也渐渐丰满起来，有了血肉。看完全书，竟然感觉有些放不下。

在朝圣山看到张旭东的一个访谈，除了谈他自己，也相当细致热情地介绍了杰姆逊，让我想起杰姆逊一篇讲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曾经引来很多第三世界学者作家的不满和批评。他从讨论鲁迅的《狂人日记》入手，提出一个命题：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政治隐喻。读了两本帕穆克的书，不禁想到帕穆克可以说是这个命题的有力支持者。

他的《伊斯坦布尔》既是对城市的介绍，也是对自己过去的回顾，同时还是对这个城市里，中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的文化心态的分析。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认为土耳其精英阶层的自身定位和文化想像，都不可救药地过分依赖欧洲，并因此陷入永恒悖论，无论跑得多么快，也永远追不上自己的影子。于是，忧郁成了伊斯坦布尔的重要文化特征。

在《雪》里面可以看到同样的母题。作为从德国回来的流亡者，卡走到哪里都会提醒人们土耳其和欧洲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异同立刻会成为热门话题。同时，每当有一方想强调向西方靠拢的必要，伊朗就会成为对照，谈到伊朗时的口气永远是不屑加焦虑。同情原教旨主义年轻人，就非常有可能受到置疑：看看伊朗闹成什么样，你总不会希望退到那个地步吧？土耳其夹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数百年来被这两个世界冲撞撕扯，不管是她占绝大多数的伊斯兰人口，还是少数坚持启蒙和无神论的知识精英，都无法有效地建构出令人信服的自我认同。这不是杰姆逊论点的实例展现吗？

随着众多线索收拢一处，《雪》在结尾处非常强有力地将卡推出叙述的聚焦，推到背景。这是让我放下书后还不停地想着的主要原因。应该如何解读呢？记忆深处浮现出两个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吕纬甫和魏连殳。卡和“我”在《雪》里面的关系，犹如吕纬甫魏连殳和鲁迅的叙述者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那样，甚至他们在各自社会动荡的政治生活中的生活轨迹都有类似之处。知识分子的求索，他们的软弱无力，他们精神上的孤独，都在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双重身影中凸现，使得简单的道德评价成为不可能。

除此之外，帕穆克还间接直接地探讨了在一个被动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国家里，“艺术”特别是“纯艺术”的近乎不可能——充满创造活力的艺术活动，必然和异想天开的创造性政治死死纠缠；而卡的幸福感和他的诗作，几乎注定不会得到超越层面的解读。纯粹存在意义的艺术，那是西方的特权。与此同时，帕穆克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任何暗示那是西方谎言的可能。

这样的隐喻阅读，还必须要面对小说中极为关键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坚韧不拔所代表的，可能正是土耳其的希望，既不能简单划分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也不能单纯以爱情婚姻状态来定义。她们竟然是这个仍然很宗教的社会中最为独立的个体，这是最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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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一周（下）

三、波隆尼亚（Bologna）

去波隆尼亚之前，已听到不少议论，似乎和平时习惯的想像颇有冲突。这里的现任市长是位左派活跃人士，但他上任后的重要政绩之一却是整顿学生秩序，很不似欧洲左派偏向学生的传统态度。

波隆尼亚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比英国的牛津剑桥资格要老得多，曾是吸引欧洲各地学人的重要学术中心。虽说眼下的世界影响可能今不如昔，但传统和规模仍相当可观。据说，这里的学生暂住人口已远远高于有选举权的城市正式居民。喝酒聚会，深夜喧哗，对学生们来说不过小菜一碟，居民们却已怨声载道多年。现任市长迎合民心，不单对学生提出种种限定，而且严禁店家在半夜时分出售啤酒，好像还挺有成效，他已经在准备竞选连任了。

波隆尼亚的街景和罗马不大一样，倒有点像伦敦。罗马似乎总是天气晴好。小街小巷夹壁而行，难免阴凉，但拐角处常在意外中转出绿荫或广场，重现阳光灿烂。波隆尼亚则感觉相反，也许跟北方天寒有关，虽然也是晴天，虽然路也并不都很狭窄，何况也有广场，可就是总觉得被楼群挤着，不举首望不到晴空。从路人特别是女性着装来看，罗马有成群的游客穿梭来往，一般都穿着随意，九月底仍不乏色彩明亮的T恤；如果不是游客装扮的，就会比较讲究一些，比较注重外形和姿态。而波隆尼亚呢，穿着在意的似乎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儿。年轻人看上去并不是观光客那种随意，而是直接就带着不修边幅的味道。

波隆尼亚和伦敦在这方面的相似，应该不仅是因为学生人口，而且和大量外来移民有关。伦敦毕竟有王公贵族，有宗教仪式，礼仪服饰自有保留之处；又是世界金融中心，只要工作还没因金融风暴而被炒掉，金融区的俊男靓女就还得每天着装上班。不讲究穿衣戴帽的，如果不是伦敦本地最为盛产的自由职业者，就多半是数不胜数的小商号小公司小企业里的小人物，基本上是外来移民。一位曾久居意大利的伦敦朋友说过，不管是从意大利还是从法国来，到伦敦不用一星期，就会发现每天的在意讲究在这里完全失去意义，根本没观众。伦敦大街上的不修边幅，已经到了让“不修边幅”这个词失去参照的程度了。与此类似，波隆尼亚街头除了学生多以外，黑人和其他移民也不少，恐怕也潜移默化地减弱了这个城市对着装的苛刻。这里其实并不是大学城，而是重要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业主要还是依赖意大利工人，但周边很多小城镇，近年来都吸收了外来劳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这和罗马到处可见的菲律宾女佣极为不同。

英国一位原籍加纳的朋友，今年夏天曾在附近一个小镇住了几星期。移民前，他在加纳运作过非政府组织，通过英语协调过外籍志愿者，还参与了为贫民修建小学校等活动。他不会意大利语，但通过关系找到了在这里聚居的加纳移民。这些都是在意大利卖苦力的黑人，他找到的这一群是烧瓷砖的，条件估计也就是比我们国内的黑砖窑好一些，老板发工资，不管吃住，算比较有自由了，但每天工作12小时，相当的高强度，而且备受歧视。来了好几年，只有几个女孩子学了点意大利语；找到超市收银员的工作，还常常被同事和顾客歧视。最主要的是，在公众印象里，不但这些黑人劳工有非法移民的嫌疑，而且他们的雇主还和意大利本地黑帮有染，使他们难以得到同情。我们离开那天，警察突袭黑人聚居点，混乱中击毙六名黑人，全是从加纳来的。看到报道，忍不住为我们的朋友抽一口冷气。

虽然意大利的左派传统和工会组织很强，而且在选举政治里很重要，但这里同时也有极为深厚的地域观点，而且凡是牵涉到隶属性质的事，准入门槛的意识都非常明确。波隆尼亚对待学生的措施，可说是一例。国家对待非法合法移民的立场，可能和欧洲的普遍情况有关，但也不妨看作是另一例。再比如，那位退休中学教师 M，曾和同事一起要给教育工会提意见。电话打过去，先要查问你是不是他们的成员，别说匿名了，实名的非成员也一概不受理。报上会员证号码，查对老半天，一听是要提意见，立刻说，你不满意可以退出，随即就把电话挂上了。整个一副我老大我怕谁，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架势。

回伦敦的飞机从罗马起飞，我们乘火车离开波隆尼亚。一位东亚面孔的男士带着大包小包上来，用意大利语协调座位。我立刻想，这会不会是位跑单帮的温州老乡。开车后他拿出手机，说起话来却一点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既不是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闽南话或是祖国大陆的其他方言，也不是韩国或日本话。温州话有这么排他吗？我还真不敢说了。只记得那年在佛罗伦萨，听说郊区某镇温州人成了主体，当地大部分皮革生产的厂主和工人都是温州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吗？全球化中的人口流动，给现代民主国家的准入架构提出千变万化的挑战。意大利处于欧盟的某种边界地带，头痛的问题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这次去意大利，忘记带照相机。直接的后果就是，写起博客来，不得不多花一点点时间遣词造句。

意大利一周（中）

二、塔斯卡尼（Tuscany）

如果不考虑合法非法的移民，大概意大利的所有成人都有自己的车，而且开车开得都很技术。他们以自己的礼貌方式让车让人，但你还没来得及赞赏他们的礼让，又会因其咄咄逼人的东突西进而紧张。最令人揪心的是，他们不但爱开车聊天，而且聊起天来手势繁多；最重要的，无论是否还要驾车，朋友见面都要饮上几杯。

离开罗马的前一天晚上，前后见了两拨朋友，也就是说，喝了两轮酒。之后，我们有幸在半夜时分乘上一位八十老太的座驾。那驾车风格和技术，真可谓令人叹服。几天后回来，再次领教，仍不免赞叹。罗马城内数不胜数的单行道，她看来是了如指掌，全不在话下。不仅如此，只要是在稍微直一些的路上，她的右手一定是在空中挥舞，为谈话助兴。遇到急转弯，也能不多减速，直穿狭窄的街边小门，停车一步到位。从旁看去，她开门拿东西下车，要比停车多花上好几分钟。

第二天去塔斯卡尼，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接掌了方向盘。他的特技之一是在高速公路上紧逼盯人，前面的车被盯上之后，一般都会及时给他让道。即使这样，看着我们的车三番五次地冲向别人的后车厢，还是让我捏了不少冷汗。

从罗马到塔斯卡尼从南到北，我们走的是沿海的公路。出了罗马市郊，一路上都是乡村景色。开过一个多小时，丘陵渐多，葡萄园或是翻耕的农田消失不见，周边都是枯黄色的牧场。同行的朋友说，这里的农民主要依赖畜牧业，特产奶酪和香肠。在路边一个孤零零的小店停下来，果然，里面满是各种不同的奶酪香肠火腿，而且居然有很多过路客光顾，颇不寂寞。

穿过教宗当年控制的最后一个直辖省，进入塔斯卡尼，方才出现茂盛的橄榄树。山坡平地，房前屋后，橄榄树的灰绿色，是这里乡村景色的主要点缀。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临近海岸的大岛屿。同行的两个朋友在那里的山上各有自己的房子和农庄，各有几十棵橄榄树。每到收获季节，N 都要动员散居欧洲各国的儿女亲戚，到农庄劳动一个星期，收橄榄，也收不多的几垄葡萄。P 和 M 夫妇没有种葡萄，但栽种了各种蔬菜水果。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农庄里到处点缀着热带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剑，长得都很高大，倒像是在南加州或是亚利桑那的野外。如果真的是气候类似，那加州应该也能盛产橄榄油了？

P 是大学教授，M 原本是中学教师，今年夏天刚刚退休。不过，他们对农庄生活的热爱，并非从退休开始。多年来，他们都是自己做果酱，腌咸菜，用家里的小石磨榨油。去年收获的橄榄，竟然磨出一吨多的油，自己吃不完，就到处送朋友。曾有评论者说，意大利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产业化的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和手工作坊在这里源远渊深，根深蒂固，听上去很象中国社会。再想想，估计不同之处在于商业意识和行业公会在社会上的一般地位。他们有的，我们历史上都有，可是论起社会地位来，似乎什么也比不过科举考试。这可真是我们的独门绝活啊。

下午赶着天气尚好，坐船下海游泳。船不大，在码头边成排的游艇中，只能算是小字号，但开起来也颇有乘风破浪的感觉。后来访问一位退休律师，在悬崖上的公路边开出一小片平地，层层叠叠搭建起台阶，一直可以下到海边。他的船更小，一艘划艇，天气好时，便挥浆横渡海湾，很是了得。

刚开出港口不远，海岸警卫队的汽艇追上来，警告我们马上会有风雨，不要到外海去。怪不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原来已经开始起风了。我们没有走远，在一个小海湾附近抛锚，大家纷纷下水。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在海里游过泳了，刚想拉开架势，就让海水连着呛了几口，慌忙改成狗刨，好好体会了一会儿涌动的海波和咸水，才敢往远处游。后来上网看见话剧《武陵人》的台词——现代城市人，回到自然中，早已不能适应，就象跳进咸咸的海水，没有一口是能喝的——觉得还真有那么点味道。

意大利一周（上）

一、罗马

飞机抵达洛杉矶，大约总要在市区上空穿行那么二十来分钟，才会降落在机场。如果是夜间，从舷窗看下去，街道和车流划出的光影横平竖直，大片大片地延伸着，把居民区分割得格外整齐醒目，几乎完全遮掩了象贝佛利（比华利）那样昏黄隐蔽的山岗丘陵部分。

罗马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飞机临近罗马，正值夜幕初降。地面的灯光不但灿烂，而且在寂静中显现着喧嚣。望不到边际的都市光海，线条错综，引出千变万化的各异图形，让人眼花缭乱，颇难想像其中的指向。两道蜿蜒曲折街灯中间的暗色，想必是泰伯河，这还有点概念。可是不远处璀璨中另有一大块漆黑，却完全不知是何所在。直到两天后，才在偶然中意识到，那很可能是古罗马的元老院。

以前来过两次罗马，虽然都是走马观花，主要的旅游点也还算转过。这次住在朋友家，朋友夫妇 C 和 R 仍觉须尽地主之谊，第一天陪着我们在风景古迹中浏览散步三个多小时，第二天 R 又带我们在市中心寻幽探秘地找了几个极小而极有特色的服装店。用 R 的话说，这是你们自己来罗马绝对不可能找到的地方。

R 是非常特别的美国女孩儿，极为聪慧独立能干，又极为平易坦率善解人意。大眼睛黑头发，活脱当地可人女郎，加上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和那些店主言来语去，帮我们问询价格，无形中已经建立起某种默契，总能为我们提供些特别信息。

我们在市中心一家古典风格的咖啡店会面。她每天带着计算机到那里写作，已经和店里一干人等混熟。我们坐下后，她问那位衣冠笔挺的老年侍者，最里面一间餐室几点开始接待晚间客人，侍者略一躬身说，随时为您备用。她只是表示感谢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我们坐在原位喝完茶就离开了。如若自己仍有文革刚结束时那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心态，就完全无缘欣赏她纯然自若的雍容和风度了。

罗马的名胜古迹遍地皆是，各个时代的建筑参差交错，小街小巷某个转角，都可能意想不到地跳出或大或小的古迹保护点，更不必说古罗马斗兽场或梵蒂冈等等宏大建构了。晚间去参加一个生日晚会，明明有个硕大的古迹当坐标，还是上上下下找了三条小街也没找到；幸亏有手机和主人的指引，才知道这幢楼是在那座古迹建筑的中间，要穿过从晚近建筑中发掘出来的巨大拱门和回廊，走过开挖现场上方两座铁链木板搭就的临时栈桥，才是他们那栋楼最里边的两个门洞，也难怪我们找不到。他们楼顶天台面对的，正是那个半圆形古建筑上的一排排立柱和窗洞，坑洞里配有一些简单的照明，映衬在幽暗夜空下，近乎苍凉的往古，冲击着刚刚走出主人现代居所的心与目。恍惚和荒诞中，颇有不知今夕何夕、此身何往的感觉。

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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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