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

转贴:无名: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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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注: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品;看到这篇博客文章附带的书评,忍不住转来。原文发在文学城的”无名博客“。书评结尾说萧红对故乡和故乡的人们只有眷顾和爱恋,却感觉并不准确,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萧红和余秋雨风格差不多,也是煽情高手之类的。相信这绝不是作者本意。萧红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不煽情;不但不煽情,而且常常是带着苦笑乃至讥讽的白描。呼兰河的人们,被她敏感的笔触捕捉。他们只是忙着自己的生计,就象《生死场》里的人们一样,忙着生,忙着死,非常偶然地撞上了历史⋯⋯。所有这些人物,都并未因了她的笔触而变得修饰做作。萧红的悲悯,大而深沉,冷冷将滥情的语言技巧搁置,在几乎是残酷而无意义的繁复人生中,以她近乎旁观者的注视,隐然透出人性的不绝如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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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2008-12-28 23:12:05

谭老师是我回国想见的朋友之一,不过肯定不是最想见的那一位,没有好到即刻就要见。有一类朋友就是这样的,十几二十年不见,精彩或者无奈都不干对方的事。不见未必至于想念,但更不至于遗忘。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若有若无,彼此的交往从来没有波涛汹涌过。永远都像薄薄的小河,干旱的季节中甚至只剩下了断断续续的一条水线。但它就是不消失,来年春暖的时候,又活泼地流淌起来。

阿小八终于决定婚礼。酒席宴上,从广州赶来了贺喜的谭老师。当晚隔着长长的餐台,只与他喝了几杯红酒。邀他来家里住一晚,他却要住酒店。我便独自带孩子回家,大侠同他在酒店谈了半夜。次日他从书城打来电话,说是要来家里看望我们。我们原本打算要出门的,听了这话,把外套和鞋子去掉,安心在家等着。

大家坐下喝茶,自然也是从琐事说起,讲讲孩子回国以后如何适应。大概是为了帮我们想主意,谭老师忽然说起他的一位邻居,夫妇都不工作,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上学,全家都在家里吃老本,写字画画,自己教孩子读书学习,也常出门旅行,已然不受俗世的烦扰和羁绊。谭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谦逊,仿佛很不好意思借用一篇散文,来表达他个人所笃信的小小理想似的。我和大侠是在俗世中过活的人,并且也不以为,当有一天谭老师落入我们这样的俗世,能够继续向着他的海市蜃楼前行。但是我们更不以为,我们能够批驳他的理想。在我们的朋友里面,像他这样单纯地保持着很多理想甚至是幻想的人,实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把这些告诉我们,是认为我们或许也还抱着同样不切实际的理想吧。

本来要出去吃饭的,但是谭老师要吃家常的面条。于是我差大侠去买拉面,我进厨房,煲了骨头汤,做了辣与不辣两样卤,炒了几款下酒的小菜。其间谭老师和他的同伴坐在客厅,继续喝喝茶看看书说说话,大侠留在那儿的音乐自顾自地唱着,得不到任何注意。孩子们正在享受他们的screen time,无暇跑来跑去。于是明明满屋子都是人,兼有各类不同的声音,却显得异常安静。

虽然备了下酒菜,谭老师他们俩可是没有喝酒,因为还要开车回广州。我跟大侠略微喝了一点儿,两位客人呼噜呼噜地吃着打卤面。这时候,音乐声终于凸显出来。不知怎么的,上午天还晴好,到了下午就阴了。与他们吃着午饭,说着话,听着音乐,仿佛落入过去。于是我对谭老师说,音乐啊,最能把我们瞬间带入与眼前无关的情绪当中。他也不回答,继续听音乐。那个下午在音乐中摇晃着,懒洋洋地。

谭老师送给我一些书,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筱敏的《幸存者》,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李冯的《有什么不对头》,萧红的《呼兰河传》。自从回国,读书的选择突然多了很多。而其中最喜爱的,几乎全部都是谭老师和老包两位朋友的赠书。这一点,差不多是我喜爱谭老师的一大半理由了。对了,谭老师还送了我一只巨大的笔筒,可惜我不用笔墨写字的,所以下次要送我一台电脑才行。

他们走后,大侠带孩子下楼滑旱冰,我坐在午后昏暗下去的光线里,开始读这些书,感觉到了不可言说的满足。

眼看一年又要过去,各路媒体又在忙着总结08之最。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过去一年的最难忘,难免此刻拿出来想上一想。但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头看,就是这些最难忘,也都将犹如过眼的云烟。我们多数人的一生,还是主要由一些“之不最”的事和人汇集而成,给我们一片模糊的情怀,伴随我们一辈子到老到死。正如现在的我,回想我的2008年,确有很多大喜大悲的时刻。可那究竟只是我这棵树木的某一横断面,刻画得出年轮,刻画不出年轮之间之不最的白云和微风。

下面是谭老师的《呼兰河传》书评,写得非常到位,拿来同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分享。


那些大地上的事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呼兰县城中粉坊的人,住在草房里辛苦劳作,却每天唱着歌;刚出生的婴儿,呆在零下十几度的磨房里,身上只盖了几条面口袋——这面口袋最后也被拿走了;婆婆有事没事痛打媳妇,用鞭抽,用针扎,用烙铁烙,理由是:谁家的媳妇不这样过来的呢?媳妇生病了,就乱吃偏方,直至推进开水缸内“洗澡”至死,邻居们见了说:人死了,就像小鸡,蹬一下腿,就算完事。

多么的没心没肺——而萧红的《呼兰河传》,好就好在这没心没肺上!《呼兰河传》,就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饶舌的讲述着左邻右舍的不幸,在你看来全那么悲惨,不忍再听了,她没有任何感觉,只管欢快的讲——这,也许就是真正小说的艺术,就是艾略特所提倡的“诗歌,不是表达感情,而是回避感情”。

所以,当有人问我:《呼兰河传》到底好在哪里?我说:萧红写出了一种不动声色,在这不动声色的背后,深藏了某种心酸和沉痛。试想,当从汶川大地震废墟中救出一个小孩,父母都死了,他被抱出来时,冲着救援人员咧嘴笑了,你会是怎样的感觉?。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小说:女性作者的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好一个“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何等精当的评论,鲁迅到底是鲁迅。

事实上,在《呼兰河传》中,这种“制止的观察”随处可见:

“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

这段话中的“一塌糊涂”四个字,特别的令我兴奋,中学的地理老师,是个东北老头,常用的词就是“一塌糊涂”,最喜欢在课堂上吹嘘他的家乡,讲到末了一定是“总之,好得一塌糊涂”——听得我们“一塌糊涂”。

不妨再看看呼兰城中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

“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佛也好,道也罢,达到的境界怕是也不过如此吧。犹记得加缪小说《局外人》开篇的名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其实,拿《呼兰河传》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文本,就又差到了哪里呢?而莫言写山东高密的那些“寻根小说”,不过是忝附骥尾罢了。

但萧红到底不是真正冷酷到底的人,她的一生,如自己所述,“总在追求自由与爱”。有爱,就有情怀。于是,在表面平静的背后,萧红却又不禁要慨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在描写完生龙活虎的跳大神后,末一句陡然变成了: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如果只是对这世界充满冷静与悲凉,那只能说在精神实质上,萧红得了鲁迅的真传——鲁迅说“她比谁都更有前途”的原因大约也正在这里。萧红之不同于鲁迅,在于鲁迅看到了人生的全部黑暗和虚无,萧红对家乡至死有着温热的回忆,臂如,她童年的后花园是:

“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因着这份温热,《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孩子尽管出生就躺在磨房里,温度是零下十几度,母亲也死了,但在冯歪嘴子的拉扯下,“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这些,也都是发生在呼兰河畔大地上的事。

张爱玲之后,张迷无数,仿张爱玲风格的写作者亦无数,萧红之后呢?无人再有她这等才情和风格了,也许,她的作品正如女诗人翟永明所说:写给无限的少数人。

好在至今还有人纪念到:当旧上海的张爱玲变成人人喜爱的玉蝴蝶,作品铺天盖地成为小资时髦生活的必需品时,呼兰河畔的萧红仍像孤苦无依的孩子,睁大漆黑绝望的眼睛期待着与你邂逅,等你揽她入怀,一起哭泣。


《呼兰河传》的最后部分,总让我不忍卒读——读到这里,鼻子总是酸的。还是允许我把结尾抄录下来吧: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年正三十,避难香港,完成《呼兰河传》这部自传体小说不到一年,香消玉殒,时人评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这两样她竞都摊上了。

临终前的遗言里,留传至今的是: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不甘啊不甘!其实,在临终前她还另外说过:我要回家去……认错也行,磕头也行,求情也行,只要回家。

这就是萧红,对待她的呼兰河,就像对待那些曾经抛弃她的男人们,没有恨,有的只是无限的眷顾和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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