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无名：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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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注：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品；看到这篇博客文章附带的书评，忍不住转来。原文发在文学城的”无名博客“。书评结尾说萧红对故乡和故乡的人们只有眷顾和爱恋，却感觉并不准确，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萧红和余秋雨风格差不多，也是煽情高手之类的。相信这绝不是作者本意。萧红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不煽情；不但不煽情，而且常常是带着苦笑乃至讥讽的白描。呼兰河的人们，被她敏感的笔触捕捉。他们只是忙着自己的生计，就象《生死场》里的人们一样，忙着生，忙着死，非常偶然地撞上了历史⋯⋯。所有这些人物，都并未因了她的笔触而变得修饰做作。萧红的悲悯，大而深沉，冷冷将滥情的语言技巧搁置，在几乎是残酷而无意义的繁复人生中，以她近乎旁观者的注视，隐然透出人性的不绝如缕。］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812&postID=44820

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2008-12-28 23:12:05

谭老师是我回国想见的朋友之一，不过肯定不是最想见的那一位，没有好到即刻就要见。有一类朋友就是这样的，十几二十年不见，精彩或者无奈都不干对方的事。不见未必至于想念，但更不至于遗忘。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若有若无，彼此的交往从来没有波涛汹涌过。永远都像薄薄的小河，干旱的季节中甚至只剩下了断断续续的一条水线。但它就是不消失，来年春暖的时候，又活泼地流淌起来。

阿小八终于决定婚礼。酒席宴上，从广州赶来了贺喜的谭老师。当晚隔着长长的餐台，只与他喝了几杯红酒。邀他来家里住一晚，他却要住酒店。我便独自带孩子回家，大侠同他在酒店谈了半夜。次日他从书城打来电话，说是要来家里看望我们。我们原本打算要出门的，听了这话，把外套和鞋子去掉，安心在家等着。

大家坐下喝茶，自然也是从琐事说起，讲讲孩子回国以后如何适应。大概是为了帮我们想主意，谭老师忽然说起他的一位邻居，夫妇都不工作，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上学，全家都在家里吃老本，写字画画，自己教孩子读书学习，也常出门旅行，已然不受俗世的烦扰和羁绊。谭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谦逊，仿佛很不好意思借用一篇散文，来表达他个人所笃信的小小理想似的。我和大侠是在俗世中过活的人，并且也不以为，当有一天谭老师落入我们这样的俗世，能够继续向着他的海市蜃楼前行。但是我们更不以为，我们能够批驳他的理想。在我们的朋友里面，像他这样单纯地保持着很多理想甚至是幻想的人，实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把这些告诉我们，是认为我们或许也还抱着同样不切实际的理想吧。

本来要出去吃饭的，但是谭老师要吃家常的面条。于是我差大侠去买拉面，我进厨房，煲了骨头汤，做了辣与不辣两样卤，炒了几款下酒的小菜。其间谭老师和他的同伴坐在客厅，继续喝喝茶看看书说说话，大侠留在那儿的音乐自顾自地唱着，得不到任何注意。孩子们正在享受他们的screen time，无暇跑来跑去。于是明明满屋子都是人，兼有各类不同的声音，却显得异常安静。

虽然备了下酒菜，谭老师他们俩可是没有喝酒，因为还要开车回广州。我跟大侠略微喝了一点儿，两位客人呼噜呼噜地吃着打卤面。这时候，音乐声终于凸显出来。不知怎么的，上午天还晴好，到了下午就阴了。与他们吃着午饭，说着话，听着音乐，仿佛落入过去。于是我对谭老师说，音乐啊，最能把我们瞬间带入与眼前无关的情绪当中。他也不回答，继续听音乐。那个下午在音乐中摇晃着，懒洋洋地。

谭老师送给我一些书，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筱敏的《幸存者》，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李冯的《有什么不对头》，萧红的《呼兰河传》。自从回国，读书的选择突然多了很多。而其中最喜爱的，几乎全部都是谭老师和老包两位朋友的赠书。这一点，差不多是我喜爱谭老师的一大半理由了。对了，谭老师还送了我一只巨大的笔筒，可惜我不用笔墨写字的，所以下次要送我一台电脑才行。

他们走后，大侠带孩子下楼滑旱冰，我坐在午后昏暗下去的光线里，开始读这些书，感觉到了不可言说的满足。

眼看一年又要过去，各路媒体又在忙着总结08之最。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过去一年的最难忘，难免此刻拿出来想上一想。但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头看，就是这些最难忘，也都将犹如过眼的云烟。我们多数人的一生，还是主要由一些“之不最”的事和人汇集而成，给我们一片模糊的情怀，伴随我们一辈子到老到死。正如现在的我，回想我的2008年，确有很多大喜大悲的时刻。可那究竟只是我这棵树木的某一横断面，刻画得出年轮，刻画不出年轮之间之不最的白云和微风。

下面是谭老师的《呼兰河传》书评，写得非常到位，拿来同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分享。

那些大地上的事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呼兰县城中粉坊的人，住在草房里辛苦劳作，却每天唱着歌；刚出生的婴儿，呆在零下十几度的磨房里，身上只盖了几条面口袋——这面口袋最后也被拿走了；婆婆有事没事痛打媳妇，用鞭抽，用针扎，用烙铁烙，理由是：谁家的媳妇不这样过来的呢？媳妇生病了，就乱吃偏方，直至推进开水缸内“洗澡”至死，邻居们见了说：人死了，就像小鸡，蹬一下腿，就算完事。

多么的没心没肺——而萧红的《呼兰河传》，好就好在这没心没肺上！《呼兰河传》，就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饶舌的讲述着左邻右舍的不幸，在你看来全那么悲惨，不忍再听了，她没有任何感觉，只管欢快的讲——这，也许就是真正小说的艺术，就是艾略特所提倡的“诗歌，不是表达感情，而是回避感情”。

所以，当有人问我：《呼兰河传》到底好在哪里？我说：萧红写出了一种不动声色，在这不动声色的背后，深藏了某种心酸和沉痛。试想，当从汶川大地震废墟中救出一个小孩，父母都死了，他被抱出来时，冲着救援人员咧嘴笑了，你会是怎样的感觉？。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小说：女性作者的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好一个“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何等精当的评论，鲁迅到底是鲁迅。

事实上，在《呼兰河传》中，这种“制止的观察”随处可见：

“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

这段话中的“一塌糊涂”四个字，特别的令我兴奋，中学的地理老师，是个东北老头，常用的词就是“一塌糊涂”，最喜欢在课堂上吹嘘他的家乡，讲到末了一定是“总之，好得一塌糊涂”——听得我们“一塌糊涂”。

不妨再看看呼兰城中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

“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佛也好，道也罢，达到的境界怕是也不过如此吧。犹记得加缪小说《局外人》开篇的名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其实，拿《呼兰河传》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文本，就又差到了哪里呢？而莫言写山东高密的那些“寻根小说”，不过是忝附骥尾罢了。

但萧红到底不是真正冷酷到底的人，她的一生，如自己所述，“总在追求自由与爱”。有爱，就有情怀。于是，在表面平静的背后，萧红却又不禁要慨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在描写完生龙活虎的跳大神后，末一句陡然变成了：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如果只是对这世界充满冷静与悲凉，那只能说在精神实质上，萧红得了鲁迅的真传——鲁迅说“她比谁都更有前途”的原因大约也正在这里。萧红之不同于鲁迅，在于鲁迅看到了人生的全部黑暗和虚无，萧红对家乡至死有着温热的回忆，臂如，她童年的后花园是：

“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因着这份温热，《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孩子尽管出生就躺在磨房里，温度是零下十几度，母亲也死了，但在冯歪嘴子的拉扯下，“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这些，也都是发生在呼兰河畔大地上的事。

张爱玲之后，张迷无数，仿张爱玲风格的写作者亦无数，萧红之后呢？无人再有她这等才情和风格了，也许，她的作品正如女诗人翟永明所说：写给无限的少数人。

好在至今还有人纪念到：当旧上海的张爱玲变成人人喜爱的玉蝴蝶，作品铺天盖地成为小资时髦生活的必需品时，呼兰河畔的萧红仍像孤苦无依的孩子，睁大漆黑绝望的眼睛期待着与你邂逅，等你揽她入怀，一起哭泣。


《呼兰河传》的最后部分，总让我不忍卒读——读到这里，鼻子总是酸的。还是允许我把结尾抄录下来吧：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年正三十，避难香港，完成《呼兰河传》这部自传体小说不到一年，香消玉殒，时人评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这两样她竞都摊上了。

临终前的遗言里，留传至今的是：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不甘啊不甘！其实，在临终前她还另外说过：我要回家去……认错也行，磕头也行，求情也行，只要回家。

这就是萧红，对待她的呼兰河，就像对待那些曾经抛弃她的男人们，没有恨，有的只是无限的眷顾和爱恋。

2006：Fresh Air，王小帅，侯孝贤，青春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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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两年前写的，2006年秋天的伦敦国际电影节。从以前废弃了的旧博客回收，放在这儿算作存档吧。今年忽然对非洲兴趣大增，在第52届伦敦电影节上看了好几个非洲电影，以后有时间再略作汇报。今年还看了贾樟柯的《24城记》，已经评论过了。］

每年十月底是伦敦国际电影节，加上每年六月洛杉矶的国际电影节，挑挑拣拣基本上重要一点儿的中国新艺术电影就能看得差不多了。贾樟柯的前三部电影，都是这么看的。朱文编剧的《巫山云雨》（有点粗糙但很有味道）和他拍的《海鲜》（非常不喜欢），也都是在这两个电影节上看的。

今年［2006年］是伦敦国际电影节举办五十周年，翻了半天那一大厚本的介绍和日程，定了十五部电影的票，从这星期四的一部法国片开始，已经看了两部，最后是十一月二日晚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看电影的时间再加上交通堵塞（今天坐公共汽车，回来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小时。以后还是要坐地铁，节省时间），这两周的时间要赔出去不少，自己的活儿只能靠加班了。

希望能为每一部看过的片子写下一点观感，不过，是否能完成可不一定。开博以后曾经计划过，要给所有看过的电影分别写一点东西，后来也没实行。时间紧，写得慢，都是原因。当然，落下的也不多，主要是伊朗电影《流浪狗》，是第二次看，记忆比较清晰，以后可以再补上。这次的选择和以往类似，主要是中文或和中国有关的电影，然后有两部朋友推荐的，另外就是对最近东欧电影很好奇，选了四部，想看看他们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怎么表现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


新现实主义风格的《新鲜空气》（英文：Fresh Air）是个匈牙利青年女导演的处女作，在嘎纳（坎城）入围新人奖竞争，也在竞争这次伦敦国际电影节的新人奖。

影片开始是跟着单身的母亲走，慢慢加入女儿的部分，最后成就了这个十七岁女孩子的成人礼（coming to age）。

母亲在地铁车站的公共厕所执勤，她的办公室在中间，一边是男厕所，一边是女厕所，上厕所的人要交钱，而且交了钱才能要手纸，和国内一些地方的情况有点儿像。关键是她当然希望工作之余还有别的生活，所以，虽然有很多特意重复的日常图景，观众看到的，却是日常下面隐藏得很深的焦虑和寻找，是其中的不敢奢望，又无法不希望。

母女几乎不交流，一半是有默契，一半是青春对现实的抵触。女儿在一个职业学校学裁剪缝纫，梦想自己成为服装设计师。两条线就这么几乎平行地延伸着。

这简直就是王小帅电影的镜像，《十七岁的单车》是大都市里的男孩子，《青红》是山沟里三线工厂子弟，女孩子，也是十七岁。尤其像《青红》，也是在职业学校，也是有一个好伙伴，也是比主角的性格更活泼不吝，也是两个人互相帮忙打马虎眼，连两个女孩子的造型对比都那么相似。

那么，有没有高下呢？自己觉得，《青红》还是略逊一筹。

青红的父母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但表现得那么直白简单，特别是扮父亲那位演员夸张的表演，似乎他生命的意义已经被导演穷尽，大部分镜头都是解释性的，观众只需接受，没有多少余地可以再去咂摸“人生“这个大话题。而且，在父母生活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中，导演也表现出类似的解释和说明的焦虑，似乎生怕观众看不懂。《新鲜空气》对母亲的生活也有解释性的镜头和对话，也有背后衬托着的历史背景，但做得更为不经意，呈现出无数看似互不衔接的端点，却并不归结到猜谜游戏，注意力反而更集中在人物深层的心理变化上。

在年轻人这方面，成长型电影一般都会结束在主人公“离开“青春期生活的那一刻。离开，可以是身体的，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未必是当时充分的自觉，但某种深刻的断裂已经发生，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任意地没心没肺，必须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了。新状态里当然也有惶恐和彷徨，也还会有残存的青涩，但那和青春期的青涩已经不同，缺少了挥霍的奢侈。

从这个角度看，《青红》处理“离去“，有悠远，有伤感，有怀恋，拍得非常有味道，是其中最美的段落之一。可是另一方面，因为过多借助了身体和地理的离去，青红的心理冲击和破壳成长，缺少一点挖掘，叙事不得不依赖外在因素的推动。

《新鲜空气》里的女儿，同样有着自己青涩的特征和挥霍青涩的日子。基本上是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如果不品味其中的微妙，她“挥霍“的方式几乎都谈不上是挥霍。成人礼中必经的“离去“，其实也依赖了外在戏剧因素的推动，包含了物质意义上的分离，物质分离引发了心理的“离去“。可是这个破茧而出的离去，同时也是突然间大门洞开的“进入“。成长就是进入那个成人的状态，成人的世界。这是欧洲文学传统比较经典的母题之一，《青红》没有真正触及。《新鲜空气》的弱点大约就是整体的阴柔，缺少爆发力，未免太压抑了。

现在国内谈论“残酷青春“的也很不少了，可是好像常常更偏于对青春期青涩状态的溺爱和怀恋，缺少一点对成长中那突然一击的自觉审视，缺少一点因为获取了罪孽感而“失乐“并成熟的体验和反省。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算是至今最好的青春残酷片了，在这个意义上完全不能和侯孝贤相比，大约也是这个原因。

《风柜来的人》固然表现了那一群傻小子在沙滩上挥霍青春的欢乐，可是同时的长镜头处理，却又居高临下地把他们虚化到了远景，明确提示为成长后的视角，回望着当时不知愁滋味的随意抛洒；被人骗了，到高楼上去看“宽银幕电影“，也就真的被那从未料到的大视野吸引了，导演带着观众从他们后背的剪影望出去，那一点不知沮丧的无名活力，同时就有了些揶揄的意味。我们追随着这些男孩子的生活轨迹，看到的却远远多于这几个特定的生命，苦涩甜蜜（bitter-sweet）来源于对那种经验的珍视，也来源于很明确地了解，那已经是过去。成熟之后的状态，可能有不如
以往的地方，但自以为可以了无挂碍地返回“失乐“之前并呈现出那时“原生“的状态，可能就有点过分迷惑了。严重的，就是自欺欺人了。

《童年往事》的好处，也是一样，所以才会有对祖母的那一系列呈现，一直到最后的去世。观看祖母拉着阿孝步行回唐山的，不是当年小阿孝的眼睛，而是成年后的侯导。他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既珍视也审视自己当年那双男孩子的眼睛，保护着直观的体验，又不殚于展现什么是那双眼睛完全忽略掉的。

这个成年后的视角，是王朔和他的伙伴们最缺少的。所以他们的青春残酷作品，常常对当年的青春时光过于溺爱，也因此过于具体，缺一点深远和对人性的一般关切。

倒时差

离开英国是圣诞夜，
阴天。
抵达洛杉矶是圣诞夜，
还是阴天。
圣诞那天猝不及防
直接下起大雨。
——感冒了。

圣诞之后这些天，
天天晴朗的大日头；
开车出去，
不戴墨镜都看不清路。

鼻子堵得头昏脑胀，
对着蓝得扎扎实实的天
忽然不知此身何处
狠狠掐两下大腿
还好，没有撞车；也没
闯红灯

续周末闲谈

高级盗贼

金融危机已经转嫁到制造业，正在转化成普遍的就业危机，到处都在传言这次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没有个把年头很难走出阴影。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盗贼忽然大显身手，在世界舞台上着实演出几场令人瞠目的大戏。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索马里海盗了。据说被海盗劫持的船只总数从去年到今年上升了一倍。这样的消息，怎么看怎么象是海盗不断受到越来越成功的鼓舞，才会这么猖獗。索马里本地原来就有不少内战经历，最近又有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到现在还没撤军，“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政府失效的国家和不按牌理出牌的社会，忽然变得无所措手足，迟迟拿不出任何办法。今天才终于看到消息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在肯尼亚到索马里一带，忽略十二海里国境线的国际惯例，“允许”他国军事力量进入索马里内海追击海盗。这个允许，大概就是不追究的意思；进去了，也不算你是对索马里这个国家宣战。

这还没有说到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据说这些年也是相当兴盛的买卖。不过，近年来全球经济大热，能源、原材料、商品，每年通过集装箱海运的何止千万吨。不论索马里还是马六甲，实际遭海盗劫持的船只毕竟只是千分之一上下，要不是今年秋天遭劫的包括好几十辆坦克和大量军火，估计这个“国际社会”还在那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从非洲回来的朋友听说，索马里海盗已经相当有系统了，甚至有专门训练的学校，不光教学生使用军火武器，而且分析解释各种船舶构造，讲解西方海上保安的一般规则和常识，很专业的说。真是令人咋舌。估计他们早就预料到保安不会真的抵抗。前些时候一艘船上雇佣的英国某保安公司人员在遭劫时，纷纷跳海逃生，英国媒体一派大哗。后来，又有丹麦专门阻截海盗的军事舰艇，救起七名困在公海的索马里海盗，然后又把他们放了。他们的官方解释说，这七个人当时并不是正在劫持行动中，所以无法对他们定罪执法。估计海盗也早就研究过这种可能性，才会放心大胆地发送求救信号。

海上纠葛还没个头绪，巴黎又发生了特大珠宝失窃案，四名盗匪在营业时间内将一家著名珠宝店洗劫一空，据说失窃总值高达一亿美元。法国珠宝业联合会发言人的声明颇有幽默感，坦承如今的盗贼非常有想像力（imaginative）而且格外精细（sophisticated）。估计这也是一时半会儿破不了的案子。报纸上说，失窃珠宝最大可能是会流入东欧或中东的黑市。聊起来，大家都不免叹息，忽然却有朋友说，其实有些珠宝店不但不会因为这样的窃案破产，反而会因此生意更加兴隆。为什么？因为珠宝业最大的问题是信任危机，顾客不敢相信你卖的是正品。可是如果你被盗贼盯上了，那至少说明你进的货还是可靠的。

看到这些消息报道，再听到这些相关的故事和议论，很有点时空倒错的感觉。Grand thefts on the high sea and on high street。从前看那些警匪片，特别是法国一些拍得很精致的警匪片（阿兰德龙出演过好几部，非常经典耐看），虽然都是现代背景，总有点看古典传奇的感觉，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也因此格外多了点艺术欣赏的趣味，从来不会联想到现实。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时间背景多半是二战以前，那不就是大萧条的时候吗？难道高级盗贼的兴盛和经济衰退有什么内在关联？真是耐人寻味呀。

教改和中学分科

有幸和世界各地来的访客坐在一起，我基本上是只带耳朵，不大发言，有时听着听着还会走神儿。就在走神儿的某一时刻，忽然意识到正在谈论的是中学文理分科问题。怎么回事，这不是最近中国某教授惹起争议的话题吗？再听听才明白，原来法国总统萨尔科齐近年推行的一项重要教改，就是取消中学文理分科，避免学生过早偏科。这么说，我们的某教授还很可能是从萨尔科齐那里得到的灵感呢。

没想到，这个话题居然引起极热烈的争论。在座大多数都认为过早分科不好，可是也有很固执地坚持认为应当允许分科的。前者多半一般性地评论社会现象，举例也是关于子女，忧心他们过早偏科。后者则基于本人经历，坚持要求有放弃某科的选择权，反对国家干预。听来听去，觉得如果把这两者上升到理论的话，那一方面是咱们老毛讨论过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启蒙以来“成熟的人”的理想以及国家权力在促进这个理想中的作用。

赞成取消分科的，主要认为这样可以让青年有更好更全面的普遍知识，推迟社会成员的专业化，也在社会分工日益琐碎的经济条件下，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未来可能性。反对的，其实并不是要强迫所有的学生尽早分科，而是要求个体选择的自由，要求有不必服从规定课程的空间。那谁来作决定呢？现代国家都有根据生理科学研究一般结论确定的最低成人年龄，未成年人不能擅自决定是否拒绝国家教育机构规定的科目，必须要有教师或者家长代作决定。所以，无论如何反对方都不可能达到目的，除非是象美国有些州那样，允许青少年在家庭内接受教育，不去上学。不过，要得到这种许可，家长又必须通过一系列考核，得到证书什么的，才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现代国家对公民个体生活的侵入已达相当程度，即使在欧洲，要重返以往贵族子女依赖家庭教师的状态，似乎也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至于中国，问题恐怕并非现代国家强制所有公民接受特定教育，而是国家机器的各级操纵者只想利用这架机器为自己谋私利，完全不顾实际效果。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是最近南方周末关于西北地区解除代课教师的报道。很多地方的少儿教育，多年来完全依靠所谓“代课”教师的辛勤劳动，忽然一刀切地全部解除，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适龄儿童失学。这些追求规范化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如果不是因为本身利益驱动，怎么会这么不管不顾地强行推动这样不利地方教育发展的政策？

至于说改革中学分科教育，我以为倒在其次。应试教育的根本方向不改，如果取消分科，很可能意味着更严重的学生负担。

周末闲谈

周末腐败，几拨朋友连轴转，喝酒吃饭看电影看展览，聊天聊的五花八门，随便采撷点花絮，点缀点缀这个缺少照应的博客。

大国格局

无论非洲欧洲，奥巴马好像是个挥之不去的话题。有一位刚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回来，她自己一句话还没说完，大家已经都忙不迭地问她，去没去奥巴马的老家；一听没去，还都很遗憾，好像少了很多故事。她说，其实奥巴马在坦桑尼亚比在肯尼亚还热火，特别是沿海城镇，各种装饰和衣着，都有印了奥巴马头像当作卖点的，好像为了这个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黑人特别觉得又高兴又得意。不过，肯尼亚选举好像还在胶着状态，结果，内罗毕的政治气氛反倒比坦桑尼亚还要收敛、紧张一些。

如果这是大国政治新气象的一面，那并不是说老传统都消失不见了。从黑海地区来的朋友的朋友，最近参加了一个当地欢迎美国舰队的酒会，规格相当高。这位借着是女士，聊天时问海军军官，你们这是往哪里开啊？军官答，这是军事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不过，这里有个俄国人的网站，他们一直在追踪我们，从哪儿走，走多远，到哪儿停，停多久，一清二楚，你可以上去查看。——大概所有007之类的故事都是从这种传统里生发出来的，听到真实的，不免觉得格外错愕好笑。

方言语种

带两个从来没正经吃过中餐的朋友去吃早茶，那真是一个赞不绝口呀，让我们觉得很有民族自豪感。吃过牛肉肠粉，两位都问这是什么。怎么说呢？餐馆菜单上就是“肠粉”的广式拼音，只好解释一下原料什么的。

然后，被民族自豪感催着，觉得有必要给他们一点儿启蒙，也光大光大咱们中国文化。于是开始讲解广东话和北京话如何不同，其实上海话和北京话也不同，台湾的闽南话也不同，反正你要是没花点功夫去学，说这些话的人互相之间都是听不懂滴。

加纳小伙子很客气地问，那这些都是中国不同的语言（languages）了？我们猛摇头，当然，有些语言学家会说某一种可以独立算作语言，但是一般共识还是认为这只是些方言（dialects）。他又问，那中国一共有多少方言呢？这可把我们问住了。想了想，取个捷径，说，大体上有八个方言体系，下面再细分，就多了去了，总有一百来种吧。说完，我们两个中国人还对对眼，互相鼓励一下，都说肯定能上一百了。

再看人家加纳小伙子，好像还有疑惑，赶紧又找补一句，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基数大，方言种类自然就会比较多。没想到他一开口，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说，他知道中国人口多，所以才觉得奇怪。加纳一共两千两百万人口，可是官方认定的方言，就有一百四十四种之多，官方认定的不同语种，也有十种之多。公立小学中学，都必须开设这些语言的课，供学生选学，此外，还都必须要开英语课。他自己就会这十个语种里的四种，外加英语。

好奇地问他，这大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很可能是五十年代，象他这样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父母一定也都是经过这样的教育体制，感觉就象是从来如此。确实，他已经说了，加纳是非洲最早赢得独立的国家，不但和平地结束了殖民统治，而且后来也没发生过国内战争。虽然有过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阶段，但最终又和平转向民主政治，而且没有发生象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时期那种大规模政治残杀和迫害。

非洲很多地区至今都有深厚的部落传统，应该是当地多语种的主要根源。部落传统既影响文化也制约政治，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以后，建立现代国家，采用哪个语种作为通用官方语言，恐怕是非常容易引起冲突的重大问题。我对非洲了解不多，会不会这也是他们沿用英语法语作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一个原因呢？

另一方面，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非洲国家争取独立时，还没有后来九十年代发生的那么多大规模内战。各个国家内部，政治上也是求同存异的趋势占主流。能够这么注意保护方言语种，恐怕也有国际大趋势的影响，当时争取解放的各族各地人民，都格外愿意表现互相之间的尊重和容纳。而且，经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当时民族学、民俗学都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在知识领域，也有一个调查认定不同方言语种的热潮。这些估计也影响了加纳教育系统的建立。

其实，中国那时积极认定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也是有这些共同的国际背景的。只不过，我们中国的传统，偏于强调大一统，强调同一，忽略差异。几十年过去，当初对差异的好奇和尊重已经消磨的差不多了。如今，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言在学校教育当中也得不到真正重视，尤其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属于国家贫困县，教育就更跟不上了。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媒介，在日益两极分化的经济发展中，首先被牺牲掉，民族文化怎么能不受损害？说到底，还是少数族裔缺少政治表达的渠道，也缺少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处境，恐怕还真比不上非洲那些以部落为基础的小语种社群。

伊朗电影《越位》（Offside）

原发表日期: 2006-08-13 20:38

这个导演拍过若干有国际影响的片子，我只看过《红金》（Crimson Gold）（血金？），《越位》是第二次看他的电影。因为记得《血金》的社会批判极为强烈，又听说《越位》是关于女性不能看足球比赛的禁令的，而且伊朗国内已经禁止发行这部电影了，所以，开演之前的想像还是偏于正剧的，没想到其实很幽默，黑色幽默，而且很温馨，并不是正面冲突式的。

妇女看足球，肯定是在伊朗社会上成了个话题。今年早些时候，好像是那位特别能出人意料的伊朗总统曾经宣布，妇女可以去看足球，引起他们国内宗教领导层的喧哗和不满，记得当时英文报纸报道，宗教保守派义愤填膺，说是怎么可以让女人去看男人光着大腿跑来跑去呢。可能总统觉得犯不上为这个事惹麻烦吧，最后又维持了禁令，整个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越位》是今年出品的，故事背景就是2006年世界杯的预备赛，伊朗和巴林争出线权，最后伊朗赢得去柏林的机会，影片最后，就是街上到处的欢庆人群，让人有点儿亦真亦假的感觉：难道导演是实地拍摄的吗？他怎么能预料比赛的结局呢？

影片的故事结构很简单：德黑兰的妇女们化装成男性，企图混进体育场去看伊朗和巴林争夺出线权的比赛；官方设立了种种关卡防止她们进场；其中有不那么幸运的几位被识破，先后被带到场外的一个临时区域，由士兵看守，这些原来互不相识而又各有性格的人就开始了耐人寻味的各种互动。

应该是个很有挑战性的社会话题，甚至可以很轻易地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可是因为这些细小的人际互动，变得非常平民化，生活化，很有人情味的。最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争论女性在各种情况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无论是站在哪一方，基本没有人拿伊斯兰教的教义来说事。其实，根本就没有宗教语言出现。双方都在说，家里人会怎么想。“如果这是你的姐妹，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兄弟，还有你父亲……“，都是这类的，听上去，倒象是我们孔老夫子儒家教导出来的，什么孝道呀、“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

比较有意思的，还有“故事“的游走，一直吸引着观众，不沉闷，可是又并不是平常想像的情节展开。其中，一位对足球毫无兴趣的乡村兵，和另一部伊朗电影《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里的一位类似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到影片结尾时，已经成为摄影机观察的兴趣焦点。

这样的故事片，摄影机给观众的感觉并不是在向你展示，而是带着你一起去观察，大约是很多伊朗电影都有的特点。有些伊朗影片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故事，而且还经常有些思考被片中人物直接说出来了，可是整体上仍然不会象某些中国电影那样，让人感觉是在说教，这种观察而不是展示的视角很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似乎是，导演和观众一起在考虑表面情节下可能隐含的更丰富的人生韵味，同时，也就给影片带来一些诗意。

《无记名投票》处理的问题，和中国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有些相似，北大法学院的苏力还曾经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理直气壮的样子为山杠爷这样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自行立法执法维持小社会的“传统 “秩序的做法辩护。和这伊朗电影的处理一比较，就觉得过于简单化了，有点急于给出答案，而不是从中意识到现代和“传统“都在面临的困境，不是简单地为“传统“辩护或是为现代法制辩护的问题，现实中并不存在简单的直线逻辑可以引出一条轻易的出路，总是在二者之间不停地摩擦。

伊朗其实有很多和中国类似的问题，他们的电影艺术家在探讨时，尤其是用故事片的形式探讨时，总能表现出更生动、大胆、尖锐、又具有同情和理解的想像力，相比之下，中国的纪录片似乎更胜一筹，故事片就差一些。《血金》表现大都市里的贫富悬殊，和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选取了相似的展开视角，只不过主角不是从农村来的十七岁男孩儿，而是两伊战争中受过伤的中年退役军人，现在成了骑着摩托给匹萨饼店送外卖的。整体上，王小帅的电影线条更清晰，剪辑也更流畅。可是，从社会批判角度看，《十七岁的单车》最后让那个被欺负的农村男孩儿扛着砸得歪七扭八的自行车，很有毅力地从一大排等待绿灯的都市人士前面走过去，还用了仰角拍摄，整个一个英雄形象，似乎是让人相信只要坚持只要奋斗就有人生价值，有点“光明的尾巴“的意思，不象《偷自行车的人》，完全被剥夺掉了自己的尊严，也不象老舍的《骆驼祥子》，最后是穷困潦倒。而《血金》结尾，是主角自己最后对什么是“尊严“发生了疑问，也做了新的选择；虽然不象祥子，但是带着黑色幽默的“血金 “更让人震动，感觉比《十七岁的单车》要发人深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