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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到美国多年，“国家地理”一直是一知半解。去年年初驾车横跨北美大陆，一个月里从东转南向西，穿过十七个州，游览十来个国家公园，行程六千多英里，不能不天天查看地图，才算狠补了一次课。今年大选，老百姓一反以往政治冷淡旧习，全国沸腾，媒体天天照着分州地图报选情，耳濡目染，算是又补了一次课，感觉好多了。不过，缺漏还是很多。芝加哥这么重要的城市，以前从来没来过，只有一次是在欧哈拉机场擦边而过。
这次到芝加哥，也不过就是三天时间，开会还占去了整整一天，完全没有离开那个教学楼，所以，要说不是掠影也难。好在陪同的朋友对芝加哥很熟悉，开车在城区浏览的同时，听了不少讲解；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外，也有若干掌故。
城市地理
抵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地面上的灯光景色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横平竖直的街区伸展绵延，颇有一望无际之势；比较而言，市区中心突兀而起的高楼大厦和灯光璀璨，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地盘。当时就想，芝加哥也算是个滨湖城市，怎么城市规划的乏味，比起洛杉矶还有过之无不及呢。后来才发现，地面上的感觉并不是这么回事。
先说最简单的找路找方向。太平洋海滩在洛杉矶西边，临海的圣塔莫尼卡市，按数字排列的街道是从海边向内陆递升。密西根湖在芝加哥的东边，沿海按数字排列的街道，全是沿着指向湖边的东西向。电话里解释自己在哪儿，路上找人问方向，每次都要在脑子里转换好几次，还是常常弄错。
而且，这里的单行道出奇的多。芝大旁边的“中间道路”（Midway），一大片空旷的草地，两边街道都有双车道，可是也都是单行道。芝大校园还算比较紧凑，走路其实很方便。他每天基本都是步行往来，结果开起车来常常记不住单行道，绕了不少冤枉圈子。那天晚上送我“赴宴”，四个街区的距离，居然开了超过十分钟还进不去要找的那条街。
我们在市中心时也被单行道忽悠得绕了些圈子。开车的朋友性子比较急，有两次都是趁着路上没什么车，直接就在有双黄线隔离的地方打调头，好像也没惹起民愤。还有一次他开进反方向的单行道，对面来的两个车也就是减速让过去了。他说，他的车牌是爱荷华州的，芝加哥人直接就觉得你是从乡下来的，乡巴佬不懂城里规矩，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世博会
京奥总算过去了，现在上海人常念叨的，就是一年多以后的世博会了。早在1893年，芝加哥就举行过世博会，而且一开就开了一年，还连带着开了不少其他“第一次”的世界大会。我们美国“乡巴佬”的朋友，刚一听我提起这个茬，马上接口讲那时的第一次世界工人大会；正式接待的印度女生，第一个反应则是第一次世界宗教大会。我今年初正好查过和后者有关的资料，知道李提摩太曾经参加这个会，所以很有点兴趣。可惜时间不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探讨。
芝加哥是击败纽约华盛顿等都市，才争取到1893年世博会主办权的。那是机器工业上升的时期，所谓世博会，从1851年英国第一次举办开始，主要就是展览日新月异的“奇技淫巧”。当时盖的主要展馆，现在仍然是这里的工业展览馆。芝加哥历史上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中西部农业和原料工业的中心，集散、加工、交易，都和农业矿业相关，至今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期货市场，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成重要的金融重心，比较起来，机器制造业并非特长。也因此，周围农业州的居民常到芝加哥来，芝城人居高临下地原谅宽容这些常来常往的乡巴佬，也是有历史传统了。
爱荷华“乡巴佬”的太太，从小在芝大附近的小区长大，小学时学校组织活动，常到工业展览馆参观。我们路过了她上过的小学校和中学校，还有她们家先后住过的两栋楼，也看了社区教堂。多数建筑都有相当的年头。“老”建筑多半是石头的，“旧”建筑则是红砖。贯穿芝大校园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往东边工业展览馆的方向，一栋陈旧的红砖楼房，颜色已经褪成酱黑色，格局很像国内某些五十年代的公寓楼，据说都是1893年世博会时盖的工人宿舍 。
1893年世博会的举办场地，主要是在芝大旁边，一条中轴线，就是“中间道路”那片宽阔的绿草地，两端各有喷水池。东边沿密西根湖有好几个以总统命名的“park”，现在有的就是绿地公园，有的已经成了住宅区。西边也有湖，绕着湖也是以总统命名的华盛顿公园。湖都很小，和密西根湖没法比，可是绿树绿地环绕的公园，无论是开车路过远远望去，还是地图上显示，都比东边的公园要大很多，据说风景非常好，但却是难以接近的地方。
华盛顿公园主要是南北向。公园东侧是芝大医学院和运动场地，西侧就是新延伸不久的轻轨绿线的车站。到达那天晚上，给朋友打电话说我要坐地铁过来，下车后走到住处去，朋友立刻警告我说千万使不得。后来，先后两位朋友开车路过此地，都说这个华盛顿公园是这里最不安全的地方，不管白天晚上，都不安全。爱荷华乡巴佬说他刚到芝加哥时，曾在白天溜达过去，里面的人看他的眼神，基本上就是你到这儿干吗？你不是这块儿的，趁早离开，别找麻烦。
芝加哥正在申请2016年的奥运会举办权，如果申办成功，据说就要在华盛顿公园这片地方建奥运场馆，争取改善现在帮派盘踞治安不良的状况。
名校的周边环境
其实，芝大周围有不少治安不良区。我住在校区南边一家小旅馆，也属于不大安全的地方，大家都嘱咐说，天黑以后一定不要自己在外面走。从校园回去，主人也会安排男生陪同。据说，这一片原本是比较富裕的白人区，如今的情况和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取消种族隔离还有关系。当时白人房主不愿租房给黑人房客，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诉讼。后来就规定必须对申请租房的人一视同仁。因为这里是郊区，房租比较便宜，越来越多的黑人搬过来，白人则纷纷搬离，而且撤走投资，关闭工厂。结果，这里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变成贫民聚居的地方。
芝大属于芝加哥南郊的海德公园区，是著名的黑人居民区。爱荷华“乡巴佬”的太太、在芝大附近长大的女孩，当年就住在这里。她们的小学校就设在黑人区，小时候没少和黑人孩子滚在一起，而且还曾很勇敢地和黑人男孩儿拳打脚踢过。美国下一届的黑人总统奥巴马也住在这里。我们特意跑去看了看。自从他当选，这里就加强了安全警戒，水泥隔离墩沿马路一字排开，堵住整整一个街区，留出的路口两边，站的都是警察，下一个街口也站着警察，在那附近转弯时，我们车里的无线电一直出现屏蔽之类的噪音。看见那么多警察虎视眈眈的，我们就没下车。晚上听一位中国学生说，他曾特意走进那条街去看过，警察也并没有拦阻。可惜我们太胆小，错过了机会。
奥巴马住的这一片，虽然说不上是贫民区，但也不是所谓的“高尚好区”。从夏天到十一月他当选，不少中文网站酸溜溜地说他从来没在名校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住过，好像这就能说明他的精英身份了。其实，别说二十英里，芝大附近两英里之内，四个方向就有三个是收入中等偏下而且治安欠佳的居民区，另一边就是密西根湖。我住那个旅馆的女工，和奥巴马住在同一条街上，说起如今每天早上出门都要经过站岗的警察，也说起治安倒确实是好多了。名校周围有低收入居民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何况周边二十英里相当于方圆六十多里地了，什么样的小区都有可能包括进去，这种评论不是有点无趣吗？
洛克菲勒和芝加哥大学
芝大的建立，应该也和1893年的世博会有关。就是这一年，洛克菲勒决定向芝大捐款一亿美元（我应该没记错吧？），一直到现在，芝大都把这一年作为自己的建校纪念。据说，洛克菲勒捐款时提出一些非常严格的条件。比如，他自己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要求无论什么情况下，芝大必须保留神学院；另一个条件是，以洛克菲勒命名的礼拜堂必须永远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如今，就像所有其他学校一样，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占据着最新最大通常也是最高的校园建筑，洛克菲勒礼拜堂怎么办呢？那就在每次有更高的新建筑落成后，给礼拜堂尖顶的天线之类部件加高。芝大校董会永远有教士席位，保证了这些烦琐的要求。
其实，洛克菲勒并没有持续不断地支持芝大。后来他在北加州设立史坦福大学，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芝大说没有多余的钱再给芝大了。当然，这些都是自命独立不羁的芝大研究生讲的故事，校方绝对不会用这种口气谈论公认的芝大之父。大图书馆斜对面的大食堂里，悬挂着历届校长的半身肖像，只有正面内墙上有三幅全身油画像，中间一幅就是约翰洛克菲勒。
学生自有对这个名校表示自豪的方式。他们曾合作偷走一幅前校长的画像（不是洛克菲勒），带到各著名城市的著名建筑前合影留念，转了一年，才归还给大食堂。不管目的如何，恶作剧式的偷窃，总让我想起前几年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互相偷窃对方校园著名地标，并用大卡车横跨美国，运送到自己校园的故事。
和东岸的常春藤名校不同，芝大作为名校的最大特征，不在刻意维护的贵族精英气息，而是在于形成若干代表性的学术团体学术流派，这是无论多么有名的大多数名校都很难企及的。通常提到芝加哥学派指的多半是经济学，可是这里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也都有过自己团体性的辉煌阶段。可见，这里的校风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要想在两三天里就了解芝大的校风，当然不可能，不过，道听途说的却也不少。据说这里研究生大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比例相对较高。学校鼓励研究生的学术活动，人文社科类在学校注册并获得资助的各种“工作坊”（workshop）就有将近五十个，各有负责指导的教授，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各种研讨班，通常都会请校外人士参与。大图书馆里，阅览室设备齐全舒适，图书借阅存储方便，还自带地下食堂，二十年以前总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放，只要愿意，基本上可以躲在里面看书看到老。学生若想放松，一般就要进城，芝大附近并没有美国大学城通常可见的很多小酒馆。据说，芝大学生聚在一起，不会是因为酗酒闹事，多半倒可能是为了赶论文在滥用兴奋剂。
芝加哥的夜生活
自从歌舞剧《芝加哥》上演，特别是改编电影以来，这里最著名的特征好像就不再是期货市场，而是夜生活了。芝加哥夜生活的活跃区，离芝大有相当一段距离。从市中心开始向南排列的街区，芝大在延伸到郊区的五十到六十街之间，而芝城的夜生活却集中在市区北面。历史上，口语里的芝加哥人，说的都是市区偏北的白人，并不包括城南那些黑人社区，也不包括同在城南的唐人街（在二十二街附近）。不过，这里的白人来源多样，大概是造成竞争激烈、黑社会猖獗的重要原因。
白天，朋友带我转了市中心，看了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大火后残存的水塔等等标志性建筑，还在文化艺术中心的美术馆看了两个多小时展览。出来时，等着看展览的人居然排起长队来。
晚上临上飞机前，才在市北一带转了半个小时，真正是走马观花。不过，也还是领略到一点风味。最主要的，就是类似唐人街的欧洲各地移民形成的传统街区，希腊街，德国街，乌克兰街，等等。而且，也象唐人街从前主要靠洗衣店那样，据说各有自己的传统手工业。开车的朋友在乌克兰街区附近住了四年多，这里最主要的产品之一就是柳条编织的家具。当然，各街区最大的特征还是各种饮食消费娱乐场所，歌舞厅可能是黑帮偏爱的所在，欧洲风格的小咖啡馆则为落魄文人提供消遣。如果你听说过文人在芝加哥的逸闻逸事，那多半是发生在这些街区里，跟芝大有相当的地理距离呢。
再贴一篇旧文，还是两年多以前在我第一个博客上写的。断断续续开了不知多少个博客了，希望这次真的能坚持下去。这篇里面提到另一部伊朗电影《越位》，原来也写过短评，过两天贴上来。
印象中的伊朗电影《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
发表日期: 2006-08-18 09:50 复制链接
《无记名投票》
这个翻译不知对不对。Secret Ballot还是要核对选民证的，只不过无论是谁，原则上都无权知道你的票是投给谁的。另外，这还是好几年以前看的电影了，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
大致说，影片开始于一个清晨，在一个外海岛屿上的荒凉海滩，两个很显然是农村籍又没多少文化的士兵在这里执勤，因为是投票日，很快有船（还是飞机？）把选举工作人员送来。结果，是一位都市来的女同胞，所以，整个片子的对话里都有城乡、教育程度和性别的微妙冲突，总是和隐隐约约的现代化问题挂着钩。
于是，轮到白天执勤的士兵，开着车（？）带着这位女同胞和她的大投票箱，成了一个流动投票站，在岛上和各种不同情况的居民打交道。其中，有一群人主动找来投票的，也有流动投票站送到家门口都拒绝理睬的。记得有一个村子，由一位母系元老控制，就把女工作人员给轰出去了。还有一个场景是在一个墓园，好像是刚举行完葬礼的人们也非常反感这个投票站的打扰。还有被遗弃的建筑工地，大型机械和沙子堆益发显出环境的荒芜。
在这个艰苦的寻找选民、保证每一位选民都有机会行使自己选举权的过程中，女工作人员一直很认真，无论遇到多么刺儿头的人和环境，她都想尽一切办法，从不轻言放弃，而且永远耐心解释所有注意事项，有选民不了解候选人的，还负责地介绍所有四位合格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努力表现出对候选人一视同仁的基本态度。
这位女士固然是非常忠于职守，那位士兵也渐渐进入角色，改变了开始时的抵触、不配合、挑刺儿的态度，对她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发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他一边开始更具体地帮忙，一边也开始绞尽脑汁试图理解她的目的和困难。最后，她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他用反讽的方式提出来的。在一片没有现成道路的沙地上，他忽然停住车，无论怎样催促，他就是坚持说，现在不是绿灯，不能开动呢。她烦恼非常，质问他哪里有红绿灯？他则反问，那么哪里有她所假定的“选举人“和投票日假定的那一系列的现代政治前提呢？恩，当然啦，他绝对不是真的这么发问的，这是我后来有所发挥形成的印象。他的反问应该是更口语，而且好像是用了她那天一直在用的一些套话，所以更有趣，更发人深省，观众到这里也都发出会心的笑声。
最后，女士被飞机接走了，带着那个大投票箱一起走的。可是这并不是结尾。真正的结尾是，这位士兵的生活和思考被这一天的经历触动，有了改变，他无法再象以前那样看待习以为常的“传统“或者他那已成常规的日常生存状态了。
两个人的偶遇和碰撞，是因外在体制和条件所决定的，各自都没有被绝对化，互相又都受到对方存在方式的质疑和挑战。到分手的时候，表面上各自返回自己原有的生活轨道，可同时又已经因这个偶遇和碰撞的经历而有所改变。和《越位》不一样，在这个影片里，农民兵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那个观察的眼睛，慢慢让观众发现他的好奇和思考。在影片开始时，那些投票或抵制投票的人们是构成情节冲突的要素，保持着故事进展的紧张度，但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这些就让位给观察和思考了。也因此，那些非常坚决地坚持自己的家族传统并且反对参与投票的人们，并不构成影片最根本的冲突对立面。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影片制作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一个绝对的“现代“和一个完美的“传统“之间发生冲突。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两种东西。“现代“可能带给我们探索和思考的热情，可是一旦把它绝对化，就没法和现实生活发生切实有效的关系。“传统“的家族权威仍然在很多地方存在，可是多少带着没落的色调，影片的表现似乎在暗示着，这些迟早还是会发生变化的。
其实，影片对“传统“着墨不多，可以看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传统毕竟还比较新鲜，从1979年到现在也还不到三十年，社会的基调还保持了某种因为反对国王皇室统治的“传统“，要通过革命创造“新“社会和“新“前途的底色。
大概就是这样吧，肯定有记得不准确的，还包括了因为个人观感扭曲了的记忆。什么时候在网上租了这个片子再看一次，就可以核对印象了。
中国电影里边，也许可以说陈凯歌早期的《黄土地》和这个基调有些相近，这里就不说这两个电影的不同了。相似的地方是，传统和现代似乎是偶然间碰到一起，对于双方都是一次心理和精神上的冲击。在传统那方面，尤其是年轻一代或者女性受到的冲击更大（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对传统的“定力“更差一点儿，谁让传统对他们更忽略呢）。可是现代一方也并不是完全无损地离开的。代表现代出现的“他“或“她“在这两个电影里都受到了传统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把山杠爷和建设现代法制对立起来，至少从电影艺术对现代世界的表现来说，是简单化的。以为中国农村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还有绝对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农村党的基本建设等几十年的影响，仍然保持某种“纯粹“的“传统“秩序的世外桃源，本身就有自欺欺人的嫌疑。十几年以前，传统肯定还相当沉重地存在于很多比较偏远的乡镇，可是这些乡镇和外界的关系是否那么明确地对立着，恐怕全看论者如何理想化自己的议题了。社会问题要微妙一些，不能都用数学物理那种抽象法。当然啦，法学总要比人文学科抽象得更多一点儿。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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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媒体上看到中国官方要禁止文艺演出中对口形假唱的做法，而且西方媒体直接把这个决定和奥运开幕式上的假唱事件联系起来，还上了假唱事件里红衣女孩儿林妙可和幕后真声杨沛宜的照片。
记得这件事刚闹起来的时候，我曾接受电台采访，批评这种作假现象，也连带批评了开幕式的风格。后来看到不少对这种批评的强烈反应，主要都是强调这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小题大做。你要是抓住这个问题批评，那一定是动机有问题，一门心思要给中国抹黑。
这是很可笑的论辩方式。要看动机，恐怕也要先看京奥组织者的动机。他们可是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说是为了给中国添最大的彩。如果为了添彩就不妨造假，那又何必那么在意小布什或者萨科希的本尊露面？随便造两个热情洋溢衷心祝贺的演说视频不是还更经济实惠吗？要不，弄个全球大祝贺，所有国家元首的视频，管他真的假的，民族特色多姿多彩，比起如今这个不到一百个元首出席超过两百个代表队的开幕式，可不是要威风得多得多了。
京奥造假，最出格的就是那三个指定作为抗议集会场地的公园。别说没有一个集会申请得到过批准，而且所有遵循官方渠道提出正式申请的公民，全都被警察或者国保抓起来了，有的到现在还没个说法，也没放出来；有的已经送去劳教；还有的甚至被起诉判刑。这个假造的也太离谱了——谁也没逼着你们指定这种专门地点，怎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难怪美国《亚特兰大（Atlantic）》月刊的记者要疑惑了。疑惑之后，总要尝试一下该怎么解释，于是他得出结论说，这主要是因为各级官员不通气，有想招儿给待位的习近平在西方舆论上争分的，有下层专门压住老百姓别闹出事儿来的，虽然诸位都是想给京奥期间的中国添彩，管理结构却非常陈旧，既没有必要的沟通，也没有各级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公开。
这个解释好像很有点新意，其实中国老百姓知道的比这要早得多，而且要直接深刻得多了。这不就是政绩工程的变形吗？所有官员，眼睛都只知道往上看，关心揣摩的都是上级领导的心意，公民群众完全没有正常渠道对政府官员实施监察，也没有可能施加政治压力。老百姓算个啥？前深圳海事局林书记说了，“你们算个屁呀！”京奥开幕式造假，不过是这种风气在特别时刻登峰造极的表演罢了。
现在三聚氰氨也出来了，奶粉鸡蛋都难出口了，官方又想把这个造假文化的社会根子追到假唱现象上去了，好像这样就能改变社会风气。可是，满眼都是用权用钱“摆平”麻烦、逃避责任而又不受惩罚的实例，别说假唱的禁令也会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大家都不淌这趟混水了，风气就能转变，你官方糟践社会风气的责任就都能掩盖过去吗？
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由着你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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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看了贾樟柯的《无用》，十月中又看了《24城记》。记得前几年同时看《三峡好人》和《东》，在当时的“学习小组”里曾提问，工人韩三明（？）在称为纪录片的《东》里肯定有为拍摄摆造型的情况，那是否造成对纪录性质的破坏？专攻电影的美女主持讨论，认为这并不影响片子的质量。还没看到《无用》和《24城记》，已经在网上读到贾樟柯被记者问到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似乎有点以攻为守的味道，大致是说他自己不在乎，别人爱怎么给他分类都行。果然，这两部影片里再次出现混杂表演的情况。不过，我觉得这两部片子的混用方式有质的不同。
看电影很容易受事前期望影响。看《无用》之前，听到一些不满的评论；看了以后，印象却非常好。看《24城记》之前，读到若干不错的评价；看完出来，则是一脑门子的官司。幸好同看的几位意见颇有分歧，接着又一块儿去吃饭，正经讨论争辩了两三个小时，回来感觉自己的意见也比较平衡了一些。
《无用》的直接主题是服装生产，从大规模产业化商品化，到小众高档追求格调和自主意识的服装设计，再到近乎手工作坊对底层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三种服装生产的“生存状态”形成色彩鲜明的强烈对比，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展示这三种状态在今日世界的共生共存。在这样的共生共存面前，一方面，任何简单的批判姿态都显得矫情做作；另一方面，无论是煤矿工人还是服装厂女工的劳作，虽然既产生工人本人对服装的需求又创造了满足消费社会需求欲望的产品，但劳作本身并不产生对意识或意义的追求。那么，高档设计中所追寻的意义或自主意识（在设计师马可那里，这种追求集中在返回自然、返回劳作的主题上）和其他两种服装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关系呢？影片的展示方式分明指向这个问题，但最终并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无用》延续了《东》暗含的一条主线，不妨说，贾樟柯以纪录式电影为武器为语言，挖掘探索着当代艺术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对非发达国家（比如说中国）的艺术家来说，这种关系有着尤其不可回避的全球化维度。无论是刘小东的油画，马可的服装设计，还是贾樟柯自己的电影，艺术价值得到认可都是在国际舞台，而且认可的过程中都包含了对思考人生思考历史干预现实干预社会等等“非艺术”因素的肯定。那么，自己最后完成的艺术品，其中所展示的对象，他们和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关系何在？我们似乎在关于刘小东、关于马可的没有答案的影片中，看到了贾樟柯自己的影子。
虽然问题隐晦，影片也拒绝提供答案，这种关系在《无用》里还是浮现出来。比较而言，《东》的意象大于主题。作为艺术家的贾樟柯，真实确凿地被他的对象所吸引。从三峡工地到曼谷街市，他的摄影机追踪捕捉着人们看似不起眼但却极有表现力的状态，可能是瞬间，可能是定格，也可能是摆拍，最后完成的影片中，这些影像因素保持了某种外在于电影的独立品格，和影片自成一体的存在形成持久张力。也因此，《东》体现出一种着迷，人与社会既融合又疏离，人的生命力既脆弱又顽强，这些似乎都可以从曼谷那位走在摊贩市场中的盲人青年的背影里读出来。
这种着迷，特别强烈地表现在对纪录对象特别是普通人的摆拍上。无论是《东》，《无用》，还是《24城记》，贾樟柯的摆拍特写，有着比刘小东的油画人物还强烈的震撼力。我觉得，这是《24城记》里最有力的表现手段。特别是全无声响效果的一幅幅人物近景，拍摄对象的凝视可能出于紧张，也可能出于羞怯，但却恰恰造成了观众心中同样的紧张和不确定。与此类似，《国际歌》声中，呈现的不是通常联想到的集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面容。没有交待空间环境的镜头游走，接下来的就是爆破拆毁厂房，是引用的叶芝的诗句⋯⋯
可是，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感觉就开始有些复杂了。为什么要用专业演员呢？专业演员提供的访谈片断，究竟是贾樟柯和翟永明的创作，还是真有其人其事，只不过用了专业演员代为出镜？艺术家当然可以选择自己偏爱的表现手段，但是《24城记》是叙事体裁，和《东》或者《无用》那种刻意回避交待相关线索的风格有很大差别，您是不是至少可以在片尾字幕里说明一下，我们也好知道影片开始时采访的工人，是不是在背您给他的台词。怎么说呢？感觉电影制作者这种选择，有点对我们观众的智力不是那么尊重。
其实，感觉不舒服是从陈冲被称为“小花”开始的，觉得有点拿我们开玩笑。不过，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真人真事。可是，她的故事结束在电影《小花》的片断，加上李谷一的“妹妹找哥泪花流”，音响还做的那么清晰明亮，未免过分了。知道的人，可能有那么会心的一笑，也可能看到的不过是演员在镜头前的自恋，或者是导演特意陪着演员一块儿自恋。和陈冲这一段比起来，赵涛在《24城记》里的表演，可以说是她在所有贾樟柯影片里最好的。访谈方式主要依赖台词，又不便过度夸张面部表情，相当考验功力，她也没有增加手上的动作（她在《三峡好人》里不停地折腾手里的矿泉水瓶，真的快让我崩溃了），而且也没有为了弥补年龄和角色的差距做什么夸大表演，这很不容易。她在《任逍遥》和《世界》里的高门大嗓风格泼辣，基本是某派大陆女演员从刘晓庆到章子怡，刚出道时都不能避免的。这次看来导演也调教了，她自己也挖掘了原有的潜力。
体裁和风格，未必仅仅是和“内容”相对的“形式”，多半还是跟编导的着眼点相关。从《三峡好人》开始，贾樟柯的“影龄”跟着年龄增长，关注点也从自传式的无处消耗又无谓消耗掉的小城青春，转到边缘人内在的生命力。《24城记》是更进一步的转向，能量和生命力还在那儿，可是重心已经从“好人”的“人”转到了“24城”的“城”。影片借助叶芝诗句送走过往并收束在年青一代时，我们明明知道这城市里还有很多人象赵涛叙述的“母亲”那样穿着分不出年龄性别的工作服，依靠灰尘土屑中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劳动勉强谋生，我们也知道厂区内外的孩子未必都能有赵涛那个角色那么好的运气，可是我们的编导已经决心不再关注无论是从汾阳还是从风柜来的人了。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也许正是容纳青年剩余精力的最佳去处？也许正在为我们提供希望？这是一种选择，选择关注那些能和新建的开发区相关的某些下一代，隐喻他们和都市发展的内在关系。这也是一种忽略，忽略比如王兵《铁西区·废墟》里因为工厂倒闭街道拆迁学习不好而看不到前途的那些下一代。
比如侯孝贤，即使拍了《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这样的重头戏，仍然不能忘情青春时期的躁动，于是我们看到《南国，再见南国》，甚至到了《最好的时光》，他还试图进入二十一世纪都市青年不满和躁动的内心生活。坦白说，他后来这些关于都市青年的电影或片断，我感觉都只能浮在表面，不象他早期制作那样带着内在的冲动和韵律。蔡明亮的电影出现时，侯导都市电影的力不从心就对比出来了。可是无论怎么说，侯孝贤毕竟记得，现代大城市给下一代带来的并不都是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贾樟柯还年青，记得前些年也听说过他还要拍残酷青春的电影，不知为什么没有后话了。他接下来的路会怎么走，仍属未可知之数。
2008.11.6.
［暂时没有写新的，先贴一个旧贴热热身。］
如今国内翻译出版速度惊人，几乎能和英语世界保持同步。象我这样基本不会从国内买译本，英语阅读又不那么顺畅，上网转转下来，感觉好像是别人看书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的阅读量反倒越来越小了。拿文学作品来说，一年能看两三本小说，已经就可以说是丰收了，和以前在国内时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去年在伊斯坦布尔，曾经见到奥罕·帕穆克的出版代理；回来后，又有中东的朋友说认识他哥哥，聊起来，只有我还没看过他的书，不禁非常惭愧。那时刚回来，正忙着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知道帕穆克有一本《伊斯坦布尔》，想看看他怎么说，于是这成了我阅读帕穆克的第一本书。手边还有他两本小说，却是磨磨蹭蹭一直到七月，才翻开那本《雪》，每天零星看几页，这星期才看完。
因为看的是英文版，阅读期待不自觉的受到其他英文读物的影响。主要是，虽然第一章里叙述者“我”已经出来回忆一些过往历史，可是从第一页就有的那种讲述他人心理活动的手法，总让人假定全书都是第三人称讲故事。因此，几章下来，发现每过若干页，作者就会跑出来给个小注解说，“我”怎样怎样可以证实确实是这么个情形，就让我感觉有些不耐。幸亏不久前刚看过韩东的《美元硬过人民币》，记得如今的中文小说也常有类似修辞手法，好像自己并没觉得厌烦，反倒还很欣赏似的，于是，通过想像中的转译才把这点不耐化解掉。
全书的前一半，看看放放，看得很慢很辛苦，拖了很多天，上面提到的小小不耐只是次要原因。主要问题是，不知应该如何期待作者，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结果总有看不进去的感觉。小说首页有三段题辞，句句指向政治和文学叙述的张力和冲突。果不其然，上半部每一章都会引入土耳其地方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个重要因素：以往现代政治历史的各种后遗症，包括土耳其革命，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七十年代的左翼学生运动，其后的长期军事统治和最近不稳定的民主化，公安部门和秘密警察对社会的监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上升，库德族的武装反抗，青年女性在宗教、家族、政府多重羁绊下的压抑与觉醒，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相当的面面俱到。看完以后回头想想，这前一半写得也很不容易（所以我才会有阅读困难），既写了很多直接的政治因素，又努力不让读者误读成简单地揭露批判土耳其社会，于是又要增加心理活动的张力，可是这个心理活动的讲述又受到特殊限定，一路上埋下许许多多伏线，要到全书的最后才慢慢显现出深层意义。
在这前一半里，每隔一两章就会有个新的人物出场，每一出来，又都象是个主要人物，带出一大堆个人历史和经历。与此同时，串联全书的诗人卡（Ka），虽然有不少心理活动，却并不让人信服。他因为年轻时政治左倾，在土耳其八十年代军事政变后流亡德国，最近（九十年代末？）才回国，这次是以记者身份到卡尔斯（Kars）这个东北部边境城市，为伊斯坦布尔的自由派杂志采写小城少女连续自杀事件的专稿，小说就是从他坐长途汽车冒着几近封山的大雪进入小城开始的。他到之后，小城就因雪封闭，主要事件就此展开，人物也陆续登场。具体什么事件暂且不提，对卡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幸福到常常会忽略环境冷漠他人的程度。可是在小说上半部中，最模糊不清没有特色没有质感的，就是他的爱情对象，他那幸福感的支撑者。除了满纸的美呀美（“beautiful”），没有多少行动，而且她的所有对话都非常枯燥无味。
不过，我看到将近一半时还在怀疑下面还能有什么发展，作者已经开始慢慢把张开的网收束起来。收束的起点是“我”的正式登场，整整一章都是“我”的活动，小说以此正式回答了读者前面阅读时的小小不耐。从这一章开始，虽然基本脉络似乎还是在追踪当初大雪封山那几天小城里发生的主要事件，“我”却缓慢地从幕后转到前台，慢慢取代卡的中心位置，不但在调查和重新建构过去，也在重演并参与卡的经历。那位美丽的女性，也渐渐丰满起来，有了血肉。看完全书，竟然感觉有些放不下。
在朝圣山看到张旭东的一个访谈，除了谈他自己，也相当细致热情地介绍了杰姆逊，让我想起杰姆逊一篇讲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曾经引来很多第三世界学者作家的不满和批评。他从讨论鲁迅的《狂人日记》入手，提出一个命题：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政治隐喻。读了两本帕穆克的书，不禁想到帕穆克可以说是这个命题的有力支持者。
他的《伊斯坦布尔》既是对城市的介绍，也是对自己过去的回顾，同时还是对这个城市里，中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的文化心态的分析。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认为土耳其精英阶层的自身定位和文化想像，都不可救药地过分依赖欧洲，并因此陷入永恒悖论，无论跑得多么快，也永远追不上自己的影子。于是，忧郁成了伊斯坦布尔的重要文化特征。
在《雪》里面可以看到同样的母题。作为从德国回来的流亡者，卡走到哪里都会提醒人们土耳其和欧洲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异同立刻会成为热门话题。同时，每当有一方想强调向西方靠拢的必要，伊朗就会成为对照，谈到伊朗时的口气永远是不屑加焦虑。同情原教旨主义年轻人，就非常有可能受到置疑：看看伊朗闹成什么样，你总不会希望退到那个地步吧？土耳其夹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数百年来被这两个世界冲撞撕扯，不管是她占绝大多数的伊斯兰人口，还是少数坚持启蒙和无神论的知识精英，都无法有效地建构出令人信服的自我认同。这不是杰姆逊论点的实例展现吗？
随着众多线索收拢一处，《雪》在结尾处非常强有力地将卡推出叙述的聚焦，推到背景。这是让我放下书后还不停地想着的主要原因。应该如何解读呢？记忆深处浮现出两个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吕纬甫和魏连殳。卡和“我”在《雪》里面的关系，犹如吕纬甫魏连殳和鲁迅的叙述者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那样，甚至他们在各自社会动荡的政治生活中的生活轨迹都有类似之处。知识分子的求索，他们的软弱无力，他们精神上的孤独，都在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双重身影中凸现，使得简单的道德评价成为不可能。
除此之外，帕穆克还间接直接地探讨了在一个被动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国家里，“艺术”特别是“纯艺术”的近乎不可能——充满创造活力的艺术活动，必然和异想天开的创造性政治死死纠缠；而卡的幸福感和他的诗作，几乎注定不会得到超越层面的解读。纯粹存在意义的艺术，那是西方的特权。与此同时，帕穆克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任何暗示那是西方谎言的可能。
这样的隐喻阅读，还必须要面对小说中极为关键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坚韧不拔所代表的，可能正是土耳其的希望，既不能简单划分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也不能单纯以爱情婚姻状态来定义。她们竟然是这个仍然很宗教的社会中最为独立的个体，这是最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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