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台湾——露茜走了

这是朋友传来消息时用的标题，台湾人表达对生命敬畏之心的习惯用法，让我们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看着，也不由得生出敬畏之心。

看到消息的震惊，出乎我自己的预料。那一刹那，竟有目瞪口呆的感觉——怎么可能？怎么会呢，我还刚刚在这个博客上写过她在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主持研讨会，还在想，什么时候应当去拜访她一次⋯⋯

很早就听说过成露茜的名字。说很早，是因为大概总有十几年了，但也只是听说而已。具体原由已经忘记，当时在UCLA读历史系的朋友提起来，好像在帮她做一些事情。那时她是否已经退休？完全记不起来了。不过，朋友确曾提到她的父亲，而且还提到她接替父亲的事业，继续在台湾经营《立报》。

这是个我没有听说过的报纸，但她父亲成舍我的名字还是隐约有所闻，何况朋友提到成舍我早年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后来曾在蒋介石政权下受制坐牢等等经历，于是心里一直有着敬意。

第一次见到露茜，应该已是听闻其名之后的十年以上了，有机会和她共同进餐，别的更有资历的朋友在场，我自己席间基本没说话。又过了几年，有机会第二次共进午餐，还是有其他朋友，我还是没怎么说话。这是去年暑假，我来台湾之前不久，她也正要启程来台，临别时，她给我留下了在台湾的联系地址和电话，还特别告诉我她不但在办《立报》，还在办《破报》。这个《破》报成为我到台北以后探索的好奇点之一。

到台湾以后，我本应该去看她的。现在怎么想，都觉得后悔不已。

拖延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与露茜见面，我常常会感到很大的困惑，不能确定她的辈分，也因此在面对她永远自然而然的爽朗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合宜。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对她缺乏起码的了解，不了解她的研究，她的工作，她的一般立场，她的生活，她的兴趣，等等。缺乏了解，让我不知该从何开始；虽然现在想来，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在接触中慢慢了解，我却任其拖延，让这些借口成为懒惰的挡箭牌。

到台湾的这半年里，见到过露茜两次，都是在公共场合。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座谈会，纪念刘绍唐、唐德刚两位先辈。《传记文学》是各位前辈学人怀念刘、唐两先生时的重要焦点，露茜在座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孤陋寡闻的我，当时并不知晓这一层，心里好奇她为什么会这么远跑来参加这个会。她很耐心地等很多老先生讲完，才开始发言，谈到她怎样在刘绍唐先生过世后接手《传记文学》的出版，怎样考虑适当改换风格内容，我这才知道她和这个会的关系。还记得当时那样一种吃惊的反应，想像不出她怎么会同时办着两份报，还在经营这本久有根基的刊物。如果我知道她还担任着世新大学的其他各种职务，恐怕就更惊讶了。

那之后不久，在台湾十二月份的各种会议热潮中，就收到了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演讲讲座的电邮消息。一定是露茜把我的地址加在他们的群发名单上了，这让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但台湾时兴演讲或研讨会都要事先注册，也是我不大感冒的，最终还是没报名就跑去了。

这就是我上一篇博客里报告的那个会，露茜是主持人，和演讲者共同坐在讲席位置上，她姐姐坐在听众当中，讨论时，姐俩似乎出现一些我没有听明白的差异，露茜笑说，可见我姐姐从来不看我写的东西。这句话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但两姐妹的区别，却是直到上个周末，才终于在网络上出现的各种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怪不得，原来露茜一直有很深厚的左翼关怀，所以才会有她各种各样的参与和坚持。

露茜参与活动和事务之多，确实令人惊诧。她出于品性的直率活泼，又是那么自然。在短短几次接触中，特别是过去半年里的三五次见面，我根本从来就没想到过她会患有任何大病，还一直计划着要去拜访她。这真是太让我吃惊，太让我难以接受了。我心里还有那么多问题想向她请教呢。

露茜，走好。您独特的生命形态，您色彩缤纷的一生，将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