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臺灣——年末忙，新年好

以前從來不知道，今年剛到臺灣，就有了切身體會：每年十二月，是臺灣學術界最忙碌的時候。原因呢？都和資源有關係。

十二月開始的那兩個星期，各個學術單位的各種學術會議，多得簡直難以想像，而且聽上去規模都不小，至少要兩天超過四五個討論分會。連我這樣平時從來不注意會議通知的人，都起了好奇心，想要參加其中的兩三個會議，又發現難以安排，不由得向這里的臺灣朋友表示出困惑。朋友一聽就笑了，告訴我說，這都是要在年底趕著花完本年的經費，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會每個會都去，主辦人也很難指望大家處處趕場。

會議多還只是一方面。到了下半月，會已經開完了，還是人人叫苦，個個忙得不見蹤影，而且幾乎所有人嘴里都會念叨著“國科會”。這雖然是個在報紙上也能見到的名稱，究竟是做甚麼的，卻一直不知其所以然。經過這樣一個十二月，才瞭解到這是為大伙兒提供加餐飯碗的衙門，但凡有點學術野心的，都不會放棄年底申請這個機會。果然，進入新年沒多久，報紙上就有爆料，主要大學校長名字列了一串，每人名下都有超過十個以上的項目得到資助，總金額忘記了（我目前還在慢慢改掉總要換算貨幣的習慣），那么多個零，總有千萬百萬臺幣吧。

再見到朋友，似乎不光多少有些放松下來的氣象，而且還加了些喜氣。一問才知道，朋友的一個小項目也得到了資助，雖然數目不足道，但畢竟沒有白忙，總是值得慶賀。學生中得到贊助，可以做下一年的留學準備了，那就更是全家高興的喜訊了。

十二月時到處轉著聽的各種會，也有單一講座性質的，其中不乏有趣者。例如一位南京來臺的學者，專門演講成舍我早年新聞實踐和思想發展的關係，地點就在卋新大學大樓頂端的舍我紀念館。若不是為此專門查看了他們的網頁，我還真的不知道這所大學就是成舍我創辦的（在他創辦的一個新聞學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頂樓上一出電梯，就有一個關於成舍我生平的紀念展覽室。可惜當時沒有意識到，等到聽完講座出來，已經關門了，只能等以後找機會去參觀了。

講座內容很有意思，特別是成舍我在民國初年從上海而東北而北京，都是我以前所知甚少又極為感興趣的內容。不過，講者自始至終尊稱成舍我為“成老先生”。算一算他所講的年代，開始的時候成舍我不過是一位十四五歲的少年，後來也就是二十出頭，無乃尊崇太過？

演講結束，才發現，不但主持者，而且聽眾里坐在正中的，正是成舍我的兩位女公子，神采自若，談吐大方，讓人遐想其年輕時必定很英姿颯爽，甚至頗為自信潑辣也說不定，才會雙雙主持成舍我基金會和各種學術及出版事業。人數不多的出席者中，顯然還有校方的學術主管和其他重要人物，也有陸生提問請教。會議提供的茶點相當可口，雖然我並沒有按要求事先報名，也得到了一份。消費之後，就提前離開了。

各式各樣的會議開一通下來，發現一個是積攢了大批的打印論文，有的還是相當精美的論文集，只不過都屬於非正式出版物，不能隨便公開引用。還有一個是收到一兩個會議分發的公事包，非常實惠有用。

新年已經過了半個多月了，也忘了許愿。如果談不上甚麼別的成績，那還是希望今年能多寫幾篇博客吧。

人在台湾——观舞云门

很早就听说过“云门舞集”，听说过林怀民先生的大名。特别是读过苏炜先生怀念罗曼菲用灵魂演绎《挽歌》的文章，心目中云门舞集的声誉，说是“如雷贯耳”也并不过分。可是这么多年来，却从没有看过他们的表演。

直到昨晚。

来到台北，正赶上云门连续三周呈现《行草》三部曲。得知消息时，以为时间还早，不料竟错过了《行草》之一。赶紧专门跑一趟，同时买了《行草 2》和第三部《狂草》的票。

直到昨晚，完全没有意料到会是如此震撼的现场体验。

第一缕灯光打在舞台上，舞者已呈现出形体自身的美和力。舞之形体不但渴望表达，更挟持着极其丰满的自信。形体之势、之运、之动，风流云转，可见出或太极或武术之痕迹，收放之间却又含着一种全然自观自在，绝由不得观者分心去设想舞之外舞之前曾有若无的太极武术体验。

形体之势、之运、之动，如此抑扬顿挫，一气呵成，超过七十分钟的表演，绝非那些仅靠肢体精确伸展腾挪的舞蹈可以比拟。“行草”在这里是追索一种生存状态的灵感源泉，我们看到的毋宁说是追索的过程，是舞中形体和“行草”的共通与交融，是中华乃至东亚文化的底蕴借助云门之舞显现为一道水脉，气韵充盈，汩汩流荡在整个表演大厅。

令人惊叹的，是舞者近乎忘我的投入。舞者隐去，形体携气而行，才有了满台的风生水起。而体之动，又是基于形。和观看西方芭蕾比较，《行草 2》里，胸腹之运势，远重于肢体。肢体却仍然有极强的张力——不是柔若无骨的娇美，而是如行草一样骨在其中。女舞者的纯白长裤，和男舞者净墨色裙式装束，既相呼应又相对照。恍惚中，竟会感觉这纯白更近于“行草”真意。

没看云门表演之前，以为这不过是千百表演团体中的一个。既看之后，才意识到表演和表演的不同。舞蹈在云门，有其独立且不可磨灭的独立价值。舞蹈不是要阐释舞蹈之外的事务：不是用肢体来诠释文字内容，不是用表演体现某种民俗或文化，也不是叙事或戏剧的附庸。舞蹈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用以探讨生命意义的途径，是人们观照宇宙观照人生的一种状态。也许，舞蹈就是林怀民的生命，就像苏炜告诉我们的，舞蹈曾经是罗曼菲的生命。有了昨晚，我终于开始理解苏炜笔下的罗曼菲，理解罗曼菲表演的《挽歌》。

我的幸运还不止于此。这三周里，每周四，林怀民都会在表演结束后上台“答客问”。这时，坐在第一排的好处就显出来了——他的认真，他的通达，他对人的热情与理解，都让我有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发言的观众，只有一半是真的在提问。林怀民大约早有经验，第一个问题出来，就给了长长的一个回答，介绍了不少舞蹈产生的想法思路和背景。后面那些表达敬意、要求指示人生方向之类的观众发言，就都宽容相待了。

没想到的是，还有喜剧在后面。林怀民宣布最后一位观众发言之后，这位男生忽然开始讲述他的恋爱史，讲他怎样被女朋友拖来看这么精彩的云门舞蹈。大家真的是在耐下心来等他说完呢，他却忽然话题一转，感谢云门为他和女朋友的爱情做了这么多，他要在这里向女友求婚！果然，后面送上了大红花束，摄影的也围上来了，男生跪下一条腿，捧上花束，对着麦克风问女友：你愿不愿意嫁给我，让我们一生都能一同来看云门舞集的演出？

这该不会是预先安排的吧？这对年轻人就坐在我这排，在走道旁边，真是吸引眼球的地方。那女生接过话筒，说出“我愿意”，两个年轻人拥在一起，全场也报以热情的掌声。一个皆大欢喜的，外加的结尾。

耐人寻味的是林怀民的态度。无论观众从他的舞蹈中受到多少震撼和启迪，看到多少深意，也无论他本人谈到多少当初编舞时对禅宗和道家的感悟，他一直在台上说舞蹈就是舞蹈，只是在娱乐大家，请不要给舞蹈加上不属于“她”的其他负担。

也许，我也是在过度阐释《行草 2》呢。虽然如此，这毕竟是我向云门舞蹈家们表示一点晚来的敬意。

人在臺灣——開場白

轉眼間，到臺灣“落戶”已有三周。此前雖然沒做任何公開許諾，私心里本來是想借這機會重新耕種博客這一塊小小園地，而且想過這個系列不妨叫做《臺灣筆記》。其實，剛剛抵達那兩天，既沒有本地證件，也沒有手機或電話與外界聯絡，閑來無事時，也曾開筆寫過兩段來時飛機上的隨意小感觸。只是當時本地正在南臺灣“八八”水災沖擊效應之下，客房里電視屏幕上，一波接一波的災區人道危機，同時沖擊著臺北政壇。回頭看看自己那兩小段文字，頓生疑竇，感覺離臺灣現實未免太遠，不能不放棄。

三周過去，回頭再看，倒覺得不必那么多慮了。既然要寫，當然只能寫個人感想。要等到對臺灣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統統研究“好”了再寫，那也不必開博客，直接去出書吧。個人感想和體會，自有個人經歷的獨特，也必會有個人眼光看出的不同。寫出來，就是打開一個新窗口，借以與他人交流。

胡平：自由主义与虚伪

［好久没更新了，真对不住朋友们也对不住自己。先转贴一篇吧，好文不可埋没，忍不住要到处张贴。］

----------------------------------------------------------


一、笼统地反虚伪，常常引出比虚伪更坏的结果

　　自由主义的敌人通常并不直接反对自由，相反，他们常常作出比自由主义还更爱自由的姿态，回过头来指责自由主义名不符实，指责自由主义的虚伪或曰伪善。这种指责倒不是毫无根据。正如美国学者史珂拉（Judith N．Shklar）所说："因为自由主义取得的道德成就不如人意，故而被各种人——自由主义的友人和敌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友人——批评为虚伪（伪善， hypocrisy），事实上，很多自由主义的敌人就是对它失望的友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颐怯Ω萌绾慰创杂芍饕逵胄槲钡墓叵怠?br>

　　长期以来，共 产党一直向我们灌输，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好，就算这种批评也不是毫无根据，那又怎么样呢？左右翼极劝专制敢情倒是不虚伪，那不是更坏吗？

　　虚伪也许不好，不虚伪就一定好么？有些不虚伪不是比虚伪还坏得多吗？不分青红皂白地反虚伪，不是常常引出比虚伪本身还更坏的结果吗？

　　拉罗什福科尝曰："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邪恶自知理亏心虚，这说明邪恶知道邪恶若不加掩饰就在社会上吃不开，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所以伪善实际上是邪恶向德性表示敬意。

　　因为伪善者不敢公然否定德性，不敢公然表现邪恶，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就能找出办法对付伪善者，战胜伪善者。在许多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中，弱小的一方，凭着聪明机智，巧妙地利用伪善者的伪善，也就是利用伪善者不敢公然为恶这一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的伪善外衣反过来限制住你作恶的手脚，到头来战胜了强大的伪善者。要是邪恶者连伪善都可以不要，公然行凶作恶，那岂不更糟糕吗？


二、在专制社会里，连虚伪都是虚伪的

　　如果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存在着虚伪，那么专制社会呢？

　　毫无疑问，专制社会里也存在着大量的虚伪。专制者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这不是虚伪吗？

　　这是虚伪，但它不只是虚伪，因而它不一定是虚伪，它常常连虚伪都算不上。

　　在专制下，连虚伪都是虚伪的。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虚伪之为虚伪，在于虚伪者虽然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但他总指望别人信以为真。如果别人也都知道你是假的你却还要装假，虚伪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

　　专制者的虚伪正是失去了虚伪意义的虚伪。专制者假冒为善，他知道自己是恶不是善。民众起初误以为他是善，不过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他不是善而是恶。可是，这并不妨碍专制者继续假冒下去，也并不妨碍民众继续做出相信专制者的样子。这就是鲁迅说的"做戏的虚无党"，这就是犬儒主义。在专制社会，流行的不是虚伪，而是犬儒。

　　我们说专制下的虚伪不是虚伪，专制下的虚伪都是虚伪的，还有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层意义。那就是说，专制者其实并不虚伪，他们动不动就自己亮开虚伪的外衣，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

　　我早就讲过，"专制统治的特征是暗示：它公开说的并不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绝不公开地说"（《哲思手扎》）。所谓暗示，就是以间接的方式传达某种不明言的信息。暗示和一般所说的欺骗不同，两者都是给出一个不真的信号，但欺骗者的目的是要你信其为真，相信他说出的东西，而暗示者的目的却是要你心照不宣地知其为假，是要你去相信另外的某种东西。好比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有羊头作招牌，但是店家和顾客都知道这不是羊肉铺子而是狗肉铺子。小人装出君子的摸样，我们称他伪君子。一般的伪君子是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真君子，而中国执政党这个伪君子则是要人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他不是真君子，要人们心底里都明白他是真小人。你还能说它仅仅是伪君子么？你还能说它是伪君子么？

　　举个例，我们说卖假古董者是骗人的，那是说他希望别人把假古董当成真古董一样买回去当真的一样供奉起来。可是我们说的宪法是假的，是骗人的，那是不是说执政者希望人民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呢？当然不是，要是人民都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执政者就麻烦了。事实上，执政者最不希望、最害怕人民把宪法当真。可见专制者的骗人都是骗人的，它的虚伪都是虚伪的，可见专制者的问题还并不是个虚伪的问题。

　　如前所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伪善或虚伪，那可能不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善的理念在这个社会里占上风，意味着大多数人还相信善，坚持善，意味着善在这里还真有力量，所以才逼得恶也不得不假冒为善方敢登场，意味着恶还不敢公然为恶。

　　民主社会存在着虚伪，那正好证明民主的真实，民主的实在。新老左派都攻击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攻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指责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这话放在共产党掌权前恐怕还有人信，因为那时的是在野党，是穷人党，在民主选举和自由辩论中赢不了，就怪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虚伪"。如今的共产党自己成了统治者，成了有钱人，照理说就该乐得接过自由民主，伪善一番，那又何苦拒之千里，害怕得如同洪水猛兽呢？1981年，针对着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陈云批示道：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由此可见，对于自由民主——哪怕是当年国民党那样残缺不全的自由民主——的真实性，专制者及其辩护士从来就心知肚明，坚信不疑。

　　这就使人想起王朔的一段趣谈。在回敬别人关于痞子文学的批评时，王朔把自己的战法和盘托出："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当然，只说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它只算打个平手，把对方矮化了，自己并没有显得高大。王朔接着写道："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和共 产党对别人指控它专制独裁反唇相讥的战法不是很相似吗？

　　王朔战法之所以能产生一定效果，关键在于，一般人常常不假思索地认定真比假好，坦诚比伪饰好。既然天下本无君子，大家都是小人，因为真比假好，因此，真小人就比伪君子好。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正确的逻辑是：假如大家都是小人，这就尤其需要提倡虚伪，用人为的善去限制天性之恶（伪字拆开即"人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正因为人性是恶的，若任凭其表现泛滥，社会必将陷入暴乱，所以必须"化性而起伪"，用人为的方法（礼义法度）予以掩盖，予以约束。这就是文明。按照荀子，文明就是伪，伪就是文明。休谟明确指出，虚伪常常是社会共同责任所必须，没有虚伪就不可能有人类世界。


三、好制度使恶人伪善，坏制度使善人伪恶

　　常听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抱怨，他们说美国并不象它标榜的那么种族平等，种族歧视现象还是时有所闻，至于在私下里抱有种族偏见的就更普遍了。所以他们忿忿地说，美国人标榜的种族平等实际上是虚伪的。

　　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可惜把事情的逻辑顺序给说反了。正确的说法是：你看，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在骨子里抱有种族偏见，但是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却并不太多，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几乎做到了种族平等。这该是多么不简单。

　　如果你要说这是虚伪，这种虚伪岂不是很好吗？要是这么多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偏见都赤裸裸地表现为公开的种族歧视，还要把这种歧视公然写进法律定成制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敢情倒是不虚伪了，那岂不是更糟吗？

　　我这样讲，并不只是要把"屡战屡败"换成"屡败屡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持一种清醒的、现实的态度，正视人性的种种弱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要让世人彻底克服种族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几个能做到），我们充其量只能建立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形成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主流舆论，从而限制种族歧视的恶性发作，减少公开的种族歧视现象。

　　如果你考虑到怀有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多，真正不带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少，而这优秀的少数居然能成功地说服多数，把他们的正确主张变成法律，形成制度，而且还造成主流舆论，使那些心怀偏见的人即便暗地里不以为然表面上却不得不随声附和，即便要搞种族歧视也不得不披上其它冠冕堂皇的外衣而不敢公然为之因此大受限制，你就该知道这是人类理性多么了不起的胜利，你就该为之惊讶赞叹了。

　　既然一般人的种族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顽劣难除，种族平等的思想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那无非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虚伪或曰伪善。一般人在外表上总想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些。或者说，一般人性格中都有两面，而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迫使那些本来不好的人也不得不表现得稍好一些。坏制度是迫使好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坏的表现，好制度则是迫使坏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好的表现——这就导致大量的伪善。可见，伪善是好制度的产物。基于同理，坏制度则导致大量的伪恶，许多批评家都说中国人很坏很丑陋，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儿女批斗父母，老婆揭发老公，现在则是全民腐败，缺少公德，我说中国人的坏大半是让坏制度逼出来的，是"伪坏"或"伪恶"。


四、从礼貌看虚伪的必要和理由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当然有问题，如果善全是装出来的，人性只有恶没有善，人又何必装出善的样子？装给谁看？装有何用？野兽性恶，所以野兽之间弱肉强食从来不打出善的旗号，野兽从来不虚伪。由此可见，伪善之所以存在，固然是因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但伪善之所以必要，恰恰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伪善既是以恶的存在为前提，更是以善的存在为前提。其实，荀子的话无非是说明，有些善实际上是伪装出来的，它不是真善，但这种伪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这正体现了文明的价值，文明的意义。

　　在政治中，某些掩盖、装饰是不可少的，恰如在日常交往中礼貌是不可少的一样。思考礼貌，我们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虚伪有时是必要的，是有存在的道理的。

　　在台湾的一次选举中，某候选人攻击另一位政治人物"长得象猪一样"。有人说这是侮辱。这位候选人振振有辞地辩解道："这不是侮辱。他长得本来就象猪嘛，我只不过是说出一个事实而已。"

　　难道这位候选人小时候就没听大人教过不要拿别人外貌来取笑吗？如果有人针对天文学家霍金的残疾出语嘲笑，如果有人针对特蕾莎修女的外貌说挖苦话，试问，一切有教养的人该作何反应？

　　在中文里，"文明"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化，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一是指礼貌，如"言谈举止要文明"。英文也差不多，英文里的 civilization、civilized也有这两种含义。可见，文明就是文明，文明始于文明。文化就是有礼，文化就是从讲礼貌、讲礼开始的。文明之邦就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就是文明之邦。不礼貌就是粗野，也就是不文明。一旦人们把粗野无礼说成坦率，说成有"真性情"，例如在文革中，对温良恭俭让嗤之以鼻，言谈举止皆以大老粗为荣，我们的文明就芨芨可危了。


五、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等于加倍的虚伪

　　在生活中，我们都讨厌搬弄是非的人。搬弄是非之可鄙，不但在于它常常加油添醋，就算它不加油添醋也是坏的，因为它破坏了人们在私下正常交往的基本默契。俗话道："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你把张三私下讲李四的坏话再转告李四，哪怕原封不动、一字不差，这也是搬弄是非。"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昆德拉写道："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昆德拉继续写道："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了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普希金在《友谊》一诗里写道："何谓友谊？酒后轻易的烈焰，/说人坏话的自由会谈，/懒散和虚荣心的交换，/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引者）。当然，我们都有象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想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

　　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亚力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感慨说，我越来越相信，许多批评家对人情世故大加谴责，说人情世故是虚伪，这种指责其实是不对的。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季诺维耶夫进而指出，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是"虚伪的平方" 或"加倍的虚伪"。


六、姿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姿态

　　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布什败给了克林顿。投票结果公布后，布什发表讲话接受失败，并向克林顿表示祝贺。

　　如果你问，布什向克林顿祝贺是发自真心吗？比方说，当布什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一起时，他也会说"让我们祝贺克林顿"吗？我不信。我猜想，布什在私下里说不定还要骂几声"这个滑头威利"，说不定还要批评两句选民，"人心不古"，"不辨贤愚"。如果有人把这些话录下音来公布出去，揭发批判布什是伪君子，撇开私自录音并公诸于世的错误做法不论，单说对布什伪君子的指控，对还是不对？

　　虚伪不一定全是坏的，真实不一定全是好的。骄傲和谦虚就是一组明显的例子。骄傲常常是真实的，谦虚往往是伪装的。这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难道不是吗？

　　谦虚为什么受到称赞？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一种掩饰，一种伪装；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可是别人不愿意刺激我们的自尊心或虚荣心，不肯在我们面前炫耀，这样，我们就比较受用，所以我们称赞。骄傲为什么招人反感？也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真诚的、真实的。如休谟所说，骄傲的错误在于它 "容易借一种比较作用引起他人的不快"。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和别人一比，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差劲，真的差劲；因此我们感到沮丧，因此我们不高兴。要是别人并不比我们高明甚至还不如我们而又做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叫吹牛，我们会嘲笑，倒不会生气了。

　　谦虚本来就是指一种表现，一种姿态，正如风度。当败选的布什向胜选的克林顿表示祝贺时，我们称赞布什有风度。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姿态，我们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会是布什内心的真正感受，然而我们赞许的正是这样一种掩饰。休谟说："一种纯真和真心的骄傲或自尊，如果掩饰得好，并且有很好的根据，乃是一个尊荣的人的性格的必需条件，而且要想得到人类的尊重与赞美，也没有其它的心灵性质比这种性质更是必要的。"

　　勇气、从容常常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勇敢不一定是不害怕，勇敢常常是假装不害怕。在牛虻被处死刑的前一天，蒙泰尼里来狱中探望，牛虻嘻笑怒骂，毫无惧色，可是等到蒙泰尼里走后，牛虻哭了。如果牛虻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哭，我们就不会佩服他的勇敢，而会怀疑他麻木不仁了。

　　不错，常识也告诉我们，"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过分的谦虚，它表面上在尊重别人的虚荣心，实际上却是在触犯别人的虚荣心，它表面上在作出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比较，实际上却是在刺激别人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比较。谦虚是有意识的掩饰，从而避免对别人造成过分直接的刺激，过分的谦虚则是以退为进，借掩饰来突显。过分的谦虚和骄傲正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能引起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说，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谦虚是要本钱的，你没有任何比别人高明之处却又要作出谦虚的姿态。这也属于过分的谦虚，它不是谦虚而是骄傲，它甚至连骄傲都算不上。梅尔•戈达曾经挖苦某位故作谦虚者："你用不着谦虚，因为你没那么伟大。"

　　还有附庸风雅，既然附庸风雅意味着不风雅者装做风雅，向风雅表示倾慕，那么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当然，真风雅比假风雅好，但假风雅总比庸俗得理直气壮、对风雅连点敬意都没有要好。假如让人人都风雅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得的事，那么，一个风雅的社会无非就是一些人风雅而另一些人附庸风雅。阿尔多斯•赫胥黎说："谢天谢地！亏得有一邦人附庸风雅，要不艺术家只好喝西北风了。"


七、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

　　现代政治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开会，一是投票。开会和投票又分别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开，一是秘密。为什么有的会议或投票要公开进行，有的却要秘密进行，其间大有深意。

　　一般说来，民主意味着公开、开放，专制意味着秘密、封闭。例如美国的国会开会就对外开放，老百姓可以前往旁听，现在还有电视现场直播；人大会议却不对民众开放，电视上出现的画面无不经过当局的剪辑过滤。不过，也并非民主制下的各种会议一律都对外开放，总统召集内阁会议通常不对外公开，著名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就是一次关门会议。再说投票，照理说，民主就是公开，因此体现民主精神的投票就该是公开投票，例如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议员们投票就是公开的，然而，无记名投票（即秘密投票）恰恰是民主制的发明；党反而最不喜欢秘密投票，特别是在毛时代，最喜欢采取当场举手表决这种最公开、最透明的方式。

　　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坚决主张公开投票即投明票，不但议员该投明票，选民也该投明票。一般人都同意议员应该投明票，从而向选民负责。否则，选民如何监督呢？选民当然有权知道他们选出的议员在每个重大议题上表示何种立场。议员那一票是受选民之托而投的，他当然要让选民知道他到底投的什么票。

　　不过，密尔主张投明票还有一层考虑，基于这层考虑，密尔认为连选民也应该投明票。密尔认为，一事当前，我们往往有两套选择，"其一是根据个人理由的选择，另一是根据公共理由的选择。只有后者是我们愿意直认不讳的。人们急于想显示的是他们性格的最好的方面，哪怕是对不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显示也好。人们在秘密的情况下将比在公开的情况下更容易由于贪欲、恶意、呕气、个人的对抗，甚至由于阶级或党派的利益或偏见，作不公正的或不正当的投票。"密尔并不天真，他并不认为只要投明票就能保证人们出以公心。问题是，"必须当着别人的面为自己作辩护，这对那些行动违反别人意见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因为这使他们必须具有他们自己的可靠理由。"换言之，只要你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表明你的立场，你就不能不为你的立场找出某种说得出口、拿得上台面的理由。这就对你一味照私欲行事加上了一个制约。

　　密尔指出："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变得更为常见——就是：对坏人的多数所能有的几乎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对正直的少数的意见的不自觉的尊重。"这就叫大义凛然，正直的少数的意见具有一种道义威慑力，它能令坏人的多数产生敬畏感——象俗话说的"给镇住了"，所以这个坏人的多数虽然心里不乐意，但还是乖乖地举手赞成。

　　密尔并没有把公开投票的优越性绝对化，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秘密投票更可取。在少数支配多数的有害权力正在强势的时候，投票者不怕得罪众人却唯恐得罪长官，不是向众人负责而是向权势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投票最具有说服力。"如果选举人是奴隶，能使他们摆脱枷锁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忍的了。" 另外，在不少投票者可能被收买或者受到一伙人非法暴力威胁时，秘密投票也比公开好。

　　开会的道理和投票的道理相似，一般来说，也是公开比秘密好。那么，为什么象费城会议又要采取秘密形式呢？因为费城会议不同于一般的议会会议，它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而不是通过决策。事实上，所谓费城制宪会议并不是制定了一套宪法，它只是提出了一套宪法的草案。这部草案只是在交付各州讨论表决后才正式成为宪法的。你不妨把它叫做制宪的预备会议，所以它不必公开。公开反而弊大于利。按照费城会议当事者的考虑，如果会议公开进行，代表们的立场就可能变得僵硬。任何探讨性的发言都可能引起广泛的猜疑，任何改变观点的做法都容易引起支持者的责难和反对者的讥笑。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人公开表了态，再作让步就几乎不可能了。一时的失言也就很难有补救的机会。政治离不开妥协，过分的公开则使得妥协很难进行。

　　以上一番分析，都是基于人有两面性这层考虑。自由主义力图发掘人的优点，让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更从善如流，等等）；专制主义则相反，专制主义总是拼命利用人的弱点，迫使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坏些。你很容易发现在前者中包含着虚伪或伪善的成分，这恰恰证明虚伪或伪善的正面意义。美国学者格兰特（Ruth W．Grant）指出：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上，伪善不但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而且它本身就可能是美德，如果和其它可能的替代相比的话。换言之，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在某些问题上，能让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得比较好（即伪善）也就很不错了。如果你硬要祛除这种伪善，你并不能得到真善，而只能导致真恶，彻底的恶。


八、道德的绝对主义与道德的虚无主义

　　豪（Edgar Watson Howe）发现："很多坏事，若放在光天花日、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装出无比震惊的模样，其实在私下他们谁没容忍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呢。"这实在是人性中一个极其微妙的特性。可见，实现公开性是保证公正性的制度前提，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

　　认真观察可以发现，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谁要是公然否定道德，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彻底孤立的地位，连你的同伙都不敢公开站在你一边，无异于政治自杀。为什么在政治上有些事"可做不可说"？道理即在于此。格兰特说得好："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象"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这种混账话，敢拿上台面吗？其实，就连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加掩饰的，当局何尝真心关切社会稳定，它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

　　再讲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虚伪，因为民主政治是说服的政治，说服的政治要求说话的各方有所掩饰。对亲密的朋友或许可以无话不谈，对于公开的敌人也可以直言不讳，然而在民主政治中，你要打交道的人却既非密友又非敌人，有关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彼此间既缺乏互相的信任，但又需要自愿的合作，这就需要有所掩饰，这就需要某种虚伪。

　　有一种观点，把民主政治视为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讨价还价。格兰特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政治不能仅仅是互相竞争的利益彼此之间的讨价还价。毕竟，民主政治不同于自由经济，因为政治不仅仅涉及利益的理性算计，它还涉及人性的其它种种非理性因素，例如虚荣心、骄傲、忠诚、野心、贪欲，等等。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你要说服别人去做某件事，正面提出，责以大义，晓以利害，有时都不能奏效，倒是反过来刺激起对方的虚荣心和骄傲感更容易成功。猪八戒就是用了激将法才说服孙悟空出山救唐僧的。可见，在政治上，有时候是需要权谋，需要技巧，因而也就是需要某种伪饰的。指望人们在政治上都十足的理性，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笼统地反对权谋，反对虚伪，并不会导致原则的政治，只会导致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并不会保证正义的事业获得应有的成功，反倒可能导致僵局，导致失败。

　　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常常流于极端，要么流于道德的绝对主义，要么流于道德的虚无主义。两者貌似相反，实则相通。道德的绝对主义要求政治在道德上十全十美，达不到这一要求就愤世嫉俗，干脆否认政治中道德的意义。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好人不能搞政治，搞政治就不能当好人。要么远离政治，无一可为，要么进入政治而无所不为。所以，道德的绝对主义者很容易变成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事实上，有些表面上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骨子里是道德虚无主义。这种人对于极权专制统治从不批评反对，对自由民主制度却百般挑剔，求全责备。


九、伪善到底，即非伪善

　　伯林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是，弯木不可得直材。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完美，我们不可指望政治的完美。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致力于政治的不断改进。自由主义关心制度的改进，努力建设良好的制度。所谓好制度，就是能发挥抑恶扬善的功用，确切地说，是利用小恶防止大恶。和赤裸裸的恶相比，伪善不失为一个较小的恶，所以史珂拉会说自由民主制度鼓励伪善，再加上各党各派都在竞相指责对方虚伪，这种公开的政治竞争机制又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虚伪的普遍性。记住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民主社会里的虚伪现象有一种更平实的看法。

　　当美国的开国元勋颁布宪法，确认人人享有天赋人权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或许是虚伪的，可是既然他们要维持虚伪，因而在其它弱势群体运用天赋人权的原则要求享有真正的同等权利时，他们就很难公开拒绝，于是到后来，天赋人权也就果真成为普遍的现实。尼采说得好："一个伪善者，若总是一个样的伪善，到头来就不算伪善了。"难道不是吗？

——来源：观察（www.observechina.net），Saturday, May 12, 2007

读书小记：上古·西域·改革纪行

看了几本互不关联的书，随手记一记。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完全没想到赵鼎新会写出这样一本书。他此前的成名作是关于八九民运，颇可称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典范，从细节分析入手，探讨社会运动的一般性构成要 件及其互动关系中的可能规律。美国社会学大佬给他作序，前后得了好几个奖。

这本书从当代一下跳到古代史，只看书名，很难引起一般学人的阅读兴趣。但如果开始翻看他的自序（比较感性）和引论（逻辑性很强）就可知道，这是因为他数十年来一直着迷于金观涛、刘青峰“超稳定结构”的假设。所以，虽然具体论述集中在东周时期，但支撑这本书的，却是想要解释中国大历史的宏观企图。

作者毕竟受过良好的社会学训练，真正进入论证时，风格和金刘夫妇截然不同，大结论暂时搁置一边，精细地剖析解读各种从史料中耙梳出来的信息。对春秋战国稍有了解，对《左传》比较熟悉的读者，读来应该都会有引人入胜的感觉。比如以齐鲁视角记录的中原历史，比较忽略当时其实非常重要的楚国和秦国，而秦楚又正是当时科层化较早较发达的霸主，对中国后来长期稳定的科层化传统有重要影响；再比如战争规模、战争频率的计算考量，而且还有平均行军距离，都作成图表，观察其数百年中的变化趋势，令人耳目一新。这应该不是我对近来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状况了解不够，少见多怪吧。

最后一章，又回到大历史的问题，一下横跨数千年，感觉又象金刘夫妇那样，过于强调自己希望证明的结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明过程。不过，这应该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他在序言里已经说明，这是未完成的研究，本来只是个项目大纲。读者当然期望早日看到更完整的论证。

如果要质疑的话，主要也是在最后大而化之的部分，觉得这个儒法合一超稳定结构的论题未必成立。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仍试图摆脱华夏正统的固定视角，主要分析北朝情况；可是南朝并不能完全纳入他总结的儒法合一政治体系。再如明清时期，明代君臣关系的持续紧张，暴露的正是儒家意识形态在提供帝国统治合法性时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满族入关后才消失，很显然是因为满族统治并不是从汉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儒家意识形态提供的统治合法性，属于事后认定性质，而不是先验式的。先验的那部分，或者需要既有的皇朝或贵族传统来提供，或者需要满族入主中原那种军事力量来强加于上。

另一方面，我又很同意他对晚近历史学趋势的观察与批评。文化史社会史可以丰富我们对某一时期历史的了解，但常常并不足以解读历史。如今文化史社会史新著多如牛毛，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却未必有新的深度，这些新著甚至会阻碍真正的深度探讨和交流。

周兵，郭长虹：《敦煌》（十集电视纪录片）
周兵：〈敦煌在路上〉

这不是一本书，而是《读库》0805号里面刊载的文章。不过，两篇加起来一百页以上，也可以算个小册子了。周兵是总导演，郭长虹是总撰稿。刚开始有想法的时候是2004年，周兵还在拍摄纪录片《故宫》。两年前，朋友曾经大力推荐，还给了我一套，惭愧的是，至今还没看。这次一定要看了。

阅读《敦煌》解说词和周兵的拍摄散记，字里行间感受到的，不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而且是一种孜孜追求理想主义的迫切，是一道紧迫和焦虑的潜流，似乎能够捕捉到的理想主义并不那么可靠也未必持久，因此必须不断为自己证明，为自己打气。作者自己看来也很庆幸，文化史的影视纪录制作既能激发热情，题目材料又丰富悠远深不可测，可以提供极大探索空间，又能维持相当稳固的立足点。读来与其说是被作者们感染，毋宁说为他们生出庆幸之感，庆幸他们能坚持精神的追求，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径。

当然，这只是就是否被“感染”被“感动”而言。作为读者和观众，有兴趣看到作品并且从头看到尾，尤其是纪录片及其解说词，并不是冲着要被别人感染教育才来的。读者和观众缺乏的，也许是影片制作者的知识和特定见解，但却未必缺乏同等的理解力。读来有趣且受益的部分，正是那些复杂多样的历史场景，而不是可以简单贴标签的分类教材。因此，很赞赏作者不但详细介绍了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刚刚被发现时，守洞王道士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来往交涉，而且特别用生动的细节事例点出当时的官吏腐败和制度衰朽。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也来了，而且在得手大批经卷后到北京办了一次展介，令罗振玉等京城学者大为吃惊。这是1909年，光绪和慈禧前一年已先后离世，满清皇室本身已经是贪污腐败得无可救药。在学者压力下，京城下令把藏经洞文件运送入京。沿途丢失的就不说了，到了京城以后，负责押运的官员还先检索一遍，挑出上好的留为私有，然后才正式上交。

这样的细节生动展现了当时的矛盾状况。敦煌和藏经洞文件这样的东西，在现代西方知识体系传入中国之前其实并没有学术价值。它们能获得知识、思想、文化上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扩张的副产品之一。这是西方扩张中内含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使是罗振玉、王国维这些大学者，也是189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思潮和学术影响，才意识到传统文本以外的地下地上文物，也有古代史研究的价值。以往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虽然也包含确定年代，总还是以鉴赏为主，一直没能建立起历史研究的意义，直到戊戌变法前后才有所改变，应该不是偶然的。《敦煌》制作者们显然也意识到这些层面，但制作的原初动力中就包含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所以在涉及这些内容时，比较收敛，也显得更沉重更严肃。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敦煌的民族属性。影片制作者在三年多的制作过程中，似乎有一个逐渐摆脱过度诠释汉族立场的经历，后期对非汉族因素更宽容一些。其实，从前期历史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到，敦煌曾在很长时间内自居属国，应该和后来的缅甸越南琉球等等类似。无论行政归属如何，那里人们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在一千多年以前，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未必就是以我们设想的“中原”为标准。尤其事涉佛教，能否以“中国”对佛教的改造去充分解读敦煌，恐怕也可存疑。再如地理，斯坦因死后墓志铭只提到中国新疆，“只字未提”他1907年的敦煌之行，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印度、波斯、伊拉克也就是提到国名而已，那时的英国人将敦煌视为新疆一部分，恐怕也不是太离谱的事儿。与此相关的，还有敦煌学究竟是多么大的一门“显学”，在西方在中国，其实都是很难说的。象常书鸿及以后几代那样甘于为敦煌献身的学者和艺术家，常常不是板凳愿坐十年冷的选择，而是沙漠愿居毕生孤。也许，这样的宝藏，这样的精神，都不一定非要以大事张扬的风格去表现，毕竟不是旅游片，何况现在让人忧心忡忡的正是旅游可能给莫高窟带来的破坏。

无论如何，非常感谢影片制作者，也感谢《读库》的刊载。

林春：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

这本文集分为上下篇。“上篇”收录的12篇文章写于1977－1988的“新时期”，“下篇”的12篇写于我称之为“后改革时期”的1998－2006年间。中间空白了十年，未免令人好奇。一个简捷的解释可能是作者当时正好在国外。但稍微比较一下两部分的目录，也可以说作者关注的重心有变化。前一段应和着八十年代由反思文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大潮，题目里反复出现的是加强发扬“法制”和“民主”，反对并告别“封建残余”“封建文化”；后一段则比较注重“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集中在“制度创新”和“比较优势”、“中国模式”之类的命题上，其中的断裂清晰可见，而前后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隐晦，不妨说，主要在前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跟后期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坚持之间吧。

全书编排，有作者一贯的诚恳朴实。以前的文章本来没有特别在意收存，这次别人帮忙整理，她仍坚持不作修订，以原样示人，只在每篇之后加上简短的“后记”作说明。这个决定本身就有着勇于自省的底色，尤其是如今文饰成风，更让人敬重。而每一段“后记”，又都渗透着对以往的凝视（而不是简单怀念，更非煽情）和自然流露的谦逊，令人不禁遐想当年青春，也体会着改革初期几代人不计功利，同心协力追随理想，那种忘我热情至今仍能从字里行间隐隐流溢。这些“后记”常常是每篇文章中我最爱读的部分。

文章自然也是精彩纷呈。从我自己的兴趣来说，主要是三类内容。一个是作者三十年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足迹。由于在这方面努力，她从改革初期就和当时努力推动思想解放的老一辈交往密切，甚至可以说曾经并肩作战。这是当年思想界的现实状况——到马克思主义的祖师爷那里去寻找真理，或者说去寻找真理的钥匙。之后，这又是她求学英伦时的研究题目，到九十年代末评论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可说已经是非她莫属。洋洋洒洒一份长篇论文，竟然没有留底稿，最后的修改稿是否发表了，也并不知道。这样的事，也只有林春做的出来。这是骨子里的淡薄名利，即使有过改革初期的名声和如今洋教习的身份，也不会改变。

也因此，她的散文别有一番风味。虽然只有两篇，但怀念黎澍，纪念王小波，都在淡雅中含着一丝苦涩，即使是在序言中提到2005年失去父亲的伤痛，仍然有她一以贯之的对他人的尊重，不以自己的情绪宣泄为藉口，用他人说自己的事。那丝苦涩，于是同时点缀着人生尽头的离世和人生在世必然的孤独。她总是说自己写得很辛苦，想为父亲写，一直无法完成；一篇《往事如歌》，后记中说“借用歌词行文，顺手拈来，自成文章”，结果却不得不七删八改，再没有了原来的气度，稿子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我将她的后记看作散文，如此多了很多沉湎的机会。

说到父亲，说到“往事如歌”，林春主要的矛盾之处，可能还在如何放置心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史的批判和肯定，又在如何面对改革带来的阴暗面。我们不知道她具体的家庭组成，但看到她怀念父亲的文字，应该不会无动于衷：“加上家里小霞的大哥砸死在老家的煤窑，二哥接力顶工；日常见闻的腐败伪劣、不公不义、环境恶化等等，都让他难过生气，更有肺腑之深的内疚。改革没搞好，难道主张改革的人不应该感到震惊、有所检讨吗？”这个矛盾，恐怕还要伴随她很长时间。

还是回来说目录，如实在每篇文章之前标出原发表年份，极为方便读者，也是林春胸襟坦白的一面。仔细比较，可以看出，相隔二十年的1978和1998是她写作最勤奋的两年。为什么1998以后的写作速度减缓了？是这个文集的收录不完全吗？再仔细看，为什么上下篇里都有不严格按年份编排的情况？让人很好奇。尤其是试图同时阅读林春其人的读者，恐怕就更好奇了。

伦敦大雪

伦敦周末降了将近二十年不遇的大雪，车辆停驶，学校关门。亲戚发来照片，说是大家都欢喜非常。果然，其中居然有一张邻家女孩儿，穿着比基尼跑到后院打雪仗的倩影。事关隐私，这里略去，上三张雪景，过过干瘾。洛杉矶这里一直是大太阳，偶尔下雨，也就是一两天。

新春快乐

向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拜年

恭贺新禧

牛年大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