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小记：上古·西域·改革纪行

看了几本互不关联的书，随手记一记。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完全没想到赵鼎新会写出这样一本书。他此前的成名作是关于八九民运，颇可称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典范，从细节分析入手，探讨社会运动的一般性构成要 件及其互动关系中的可能规律。美国社会学大佬给他作序，前后得了好几个奖。

这本书从当代一下跳到古代史，只看书名，很难引起一般学人的阅读兴趣。但如果开始翻看他的自序（比较感性）和引论（逻辑性很强）就可知道，这是因为他数十年来一直着迷于金观涛、刘青峰“超稳定结构”的假设。所以，虽然具体论述集中在东周时期，但支撑这本书的，却是想要解释中国大历史的宏观企图。

作者毕竟受过良好的社会学训练，真正进入论证时，风格和金刘夫妇截然不同，大结论暂时搁置一边，精细地剖析解读各种从史料中耙梳出来的信息。对春秋战国稍有了解，对《左传》比较熟悉的读者，读来应该都会有引人入胜的感觉。比如以齐鲁视角记录的中原历史，比较忽略当时其实非常重要的楚国和秦国，而秦楚又正是当时科层化较早较发达的霸主，对中国后来长期稳定的科层化传统有重要影响；再比如战争规模、战争频率的计算考量，而且还有平均行军距离，都作成图表，观察其数百年中的变化趋势，令人耳目一新。这应该不是我对近来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状况了解不够，少见多怪吧。

最后一章，又回到大历史的问题，一下横跨数千年，感觉又象金刘夫妇那样，过于强调自己希望证明的结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明过程。不过，这应该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他在序言里已经说明，这是未完成的研究，本来只是个项目大纲。读者当然期望早日看到更完整的论证。

如果要质疑的话，主要也是在最后大而化之的部分，觉得这个儒法合一超稳定结构的论题未必成立。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仍试图摆脱华夏正统的固定视角，主要分析北朝情况；可是南朝并不能完全纳入他总结的儒法合一政治体系。再如明清时期，明代君臣关系的持续紧张，暴露的正是儒家意识形态在提供帝国统治合法性时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满族入关后才消失，很显然是因为满族统治并不是从汉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儒家意识形态提供的统治合法性，属于事后认定性质，而不是先验式的。先验的那部分，或者需要既有的皇朝或贵族传统来提供，或者需要满族入主中原那种军事力量来强加于上。

另一方面，我又很同意他对晚近历史学趋势的观察与批评。文化史社会史可以丰富我们对某一时期历史的了解，但常常并不足以解读历史。如今文化史社会史新著多如牛毛，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却未必有新的深度，这些新著甚至会阻碍真正的深度探讨和交流。

周兵，郭长虹：《敦煌》（十集电视纪录片）
周兵：〈敦煌在路上〉

这不是一本书，而是《读库》0805号里面刊载的文章。不过，两篇加起来一百页以上，也可以算个小册子了。周兵是总导演，郭长虹是总撰稿。刚开始有想法的时候是2004年，周兵还在拍摄纪录片《故宫》。两年前，朋友曾经大力推荐，还给了我一套，惭愧的是，至今还没看。这次一定要看了。

阅读《敦煌》解说词和周兵的拍摄散记，字里行间感受到的，不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而且是一种孜孜追求理想主义的迫切，是一道紧迫和焦虑的潜流，似乎能够捕捉到的理想主义并不那么可靠也未必持久，因此必须不断为自己证明，为自己打气。作者自己看来也很庆幸，文化史的影视纪录制作既能激发热情，题目材料又丰富悠远深不可测，可以提供极大探索空间，又能维持相当稳固的立足点。读来与其说是被作者们感染，毋宁说为他们生出庆幸之感，庆幸他们能坚持精神的追求，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径。

当然，这只是就是否被“感染”被“感动”而言。作为读者和观众，有兴趣看到作品并且从头看到尾，尤其是纪录片及其解说词，并不是冲着要被别人感染教育才来的。读者和观众缺乏的，也许是影片制作者的知识和特定见解，但却未必缺乏同等的理解力。读来有趣且受益的部分，正是那些复杂多样的历史场景，而不是可以简单贴标签的分类教材。因此，很赞赏作者不但详细介绍了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刚刚被发现时，守洞王道士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来往交涉，而且特别用生动的细节事例点出当时的官吏腐败和制度衰朽。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也来了，而且在得手大批经卷后到北京办了一次展介，令罗振玉等京城学者大为吃惊。这是1909年，光绪和慈禧前一年已先后离世，满清皇室本身已经是贪污腐败得无可救药。在学者压力下，京城下令把藏经洞文件运送入京。沿途丢失的就不说了，到了京城以后，负责押运的官员还先检索一遍，挑出上好的留为私有，然后才正式上交。

这样的细节生动展现了当时的矛盾状况。敦煌和藏经洞文件这样的东西，在现代西方知识体系传入中国之前其实并没有学术价值。它们能获得知识、思想、文化上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扩张的副产品之一。这是西方扩张中内含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使是罗振玉、王国维这些大学者，也是189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思潮和学术影响，才意识到传统文本以外的地下地上文物，也有古代史研究的价值。以往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虽然也包含确定年代，总还是以鉴赏为主，一直没能建立起历史研究的意义，直到戊戌变法前后才有所改变，应该不是偶然的。《敦煌》制作者们显然也意识到这些层面，但制作的原初动力中就包含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所以在涉及这些内容时，比较收敛，也显得更沉重更严肃。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敦煌的民族属性。影片制作者在三年多的制作过程中，似乎有一个逐渐摆脱过度诠释汉族立场的经历，后期对非汉族因素更宽容一些。其实，从前期历史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到，敦煌曾在很长时间内自居属国，应该和后来的缅甸越南琉球等等类似。无论行政归属如何，那里人们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在一千多年以前，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未必就是以我们设想的“中原”为标准。尤其事涉佛教，能否以“中国”对佛教的改造去充分解读敦煌，恐怕也可存疑。再如地理，斯坦因死后墓志铭只提到中国新疆，“只字未提”他1907年的敦煌之行，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印度、波斯、伊拉克也就是提到国名而已，那时的英国人将敦煌视为新疆一部分，恐怕也不是太离谱的事儿。与此相关的，还有敦煌学究竟是多么大的一门“显学”，在西方在中国，其实都是很难说的。象常书鸿及以后几代那样甘于为敦煌献身的学者和艺术家，常常不是板凳愿坐十年冷的选择，而是沙漠愿居毕生孤。也许，这样的宝藏，这样的精神，都不一定非要以大事张扬的风格去表现，毕竟不是旅游片，何况现在让人忧心忡忡的正是旅游可能给莫高窟带来的破坏。

无论如何，非常感谢影片制作者，也感谢《读库》的刊载。

林春：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

这本文集分为上下篇。“上篇”收录的12篇文章写于1977－1988的“新时期”，“下篇”的12篇写于我称之为“后改革时期”的1998－2006年间。中间空白了十年，未免令人好奇。一个简捷的解释可能是作者当时正好在国外。但稍微比较一下两部分的目录，也可以说作者关注的重心有变化。前一段应和着八十年代由反思文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大潮，题目里反复出现的是加强发扬“法制”和“民主”，反对并告别“封建残余”“封建文化”；后一段则比较注重“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集中在“制度创新”和“比较优势”、“中国模式”之类的命题上，其中的断裂清晰可见，而前后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隐晦，不妨说，主要在前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跟后期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坚持之间吧。

全书编排，有作者一贯的诚恳朴实。以前的文章本来没有特别在意收存，这次别人帮忙整理，她仍坚持不作修订，以原样示人，只在每篇之后加上简短的“后记”作说明。这个决定本身就有着勇于自省的底色，尤其是如今文饰成风，更让人敬重。而每一段“后记”，又都渗透着对以往的凝视（而不是简单怀念，更非煽情）和自然流露的谦逊，令人不禁遐想当年青春，也体会着改革初期几代人不计功利，同心协力追随理想，那种忘我热情至今仍能从字里行间隐隐流溢。这些“后记”常常是每篇文章中我最爱读的部分。

文章自然也是精彩纷呈。从我自己的兴趣来说，主要是三类内容。一个是作者三十年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足迹。由于在这方面努力，她从改革初期就和当时努力推动思想解放的老一辈交往密切，甚至可以说曾经并肩作战。这是当年思想界的现实状况——到马克思主义的祖师爷那里去寻找真理，或者说去寻找真理的钥匙。之后，这又是她求学英伦时的研究题目，到九十年代末评论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可说已经是非她莫属。洋洋洒洒一份长篇论文，竟然没有留底稿，最后的修改稿是否发表了，也并不知道。这样的事，也只有林春做的出来。这是骨子里的淡薄名利，即使有过改革初期的名声和如今洋教习的身份，也不会改变。

也因此，她的散文别有一番风味。虽然只有两篇，但怀念黎澍，纪念王小波，都在淡雅中含着一丝苦涩，即使是在序言中提到2005年失去父亲的伤痛，仍然有她一以贯之的对他人的尊重，不以自己的情绪宣泄为藉口，用他人说自己的事。那丝苦涩，于是同时点缀着人生尽头的离世和人生在世必然的孤独。她总是说自己写得很辛苦，想为父亲写，一直无法完成；一篇《往事如歌》，后记中说“借用歌词行文，顺手拈来，自成文章”，结果却不得不七删八改，再没有了原来的气度，稿子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我将她的后记看作散文，如此多了很多沉湎的机会。

说到父亲，说到“往事如歌”，林春主要的矛盾之处，可能还在如何放置心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史的批判和肯定，又在如何面对改革带来的阴暗面。我们不知道她具体的家庭组成，但看到她怀念父亲的文字，应该不会无动于衷：“加上家里小霞的大哥砸死在老家的煤窑，二哥接力顶工；日常见闻的腐败伪劣、不公不义、环境恶化等等，都让他难过生气，更有肺腑之深的内疚。改革没搞好，难道主张改革的人不应该感到震惊、有所检讨吗？”这个矛盾，恐怕还要伴随她很长时间。

还是回来说目录，如实在每篇文章之前标出原发表年份，极为方便读者，也是林春胸襟坦白的一面。仔细比较，可以看出，相隔二十年的1978和1998是她写作最勤奋的两年。为什么1998以后的写作速度减缓了？是这个文集的收录不完全吗？再仔细看，为什么上下篇里都有不严格按年份编排的情况？让人很好奇。尤其是试图同时阅读林春其人的读者，恐怕就更好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