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郭小聪: 我们与他

郭小聪 (国际关系学院）


１

几年来有一本书令我反复翻看，它是美国人大卫．丹比所写的《伟大的书》。这本书论及了从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到尼采、伍尔芙等二十多位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经典著作，1996年还被美国人评为“当年令人瞩目的书”。但这并不是令我久久惊异之处，我所惊讶的是从中看出了一位美国普通知识分子惊人的思想活力，当他对生存现状不满时，他能表现出多大的自我重塑能力。

作者是一位电影评论家，人到中年，生活平静，可是他越来越不能容忍生活的的浮躁和平庸，特别是“作为媒体的一员”，他也厌倦了媒体。他感到正是媒体社会把人们变得日益平面化、观景化，大家都象海边阳台上的旁观者，有信息却没有知识，有表象却没有历史，有本能却没有信念，一切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什么都没有留下，脚下的根基却已经动摇了。

类似的危机感我们并不陌生，但令人钦佩的是，大卫感到内心空虚，就真的在48岁上重回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读了一年书。他选的两门课“人文文学课”和“当代文明课”读的都是西方的经典之作。大卫已经好久不读这样的“大书”了，但纷扰易逝的岁月使他意识到：“这些书是一些最直接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他想借助严肃的阅读找回思考的力量。但不是谁都能消化这样精致的精神食粮的。大卫的学历和经历即使按中国的标准算也是普通的──大学本科毕业，年轻时曾是反越战分子，许多时间花在了街头
抗议活动上，还曾向时任州长的里根扔过西红柿，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深造过，照他自己说是整天看电影，写评论，很难有相应的氛围做学术性观照。但假如这样一个媒体中人坐下来读书也能思考出这么多的东西，对西方精神传统有完整的把握和领悟，那么美国一般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潜力就可见一斑，不容小觑。

这本书最独特、最有分量的地方正在于此：作者不是整天冥思苦想的学者、教授，只是个普通读者，他的日常生活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异，可是当他拿出这部书来，却突然拉大了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他思考的睿智让平凡的生活焕发出哲学之光，读起来有如寓言，令人肃然起敬。其实，即使对学者、教授而言（作为同行我清楚），要想在一两年内梳理一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经典，然后写出一本45万字独具眼光的读书笔记来也绝非易事。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享受，对国家、民族来说，这就是力量，或者说精神潜力所在。《伟大的书》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值得琢磨，耐人寻味。


２

思考的力量不在于读了多少书，而在于有无自己的洞见，能否提出问题。《伟大的书》尽管面对的是经典大作，但并没有埋没作者的眼光。从荷马史诗开始，大卫就表现出自己思考的个性，他一方面指出史诗的壮观只能建立在遥远、高贵而非伦理的世界之上，那里只有征服，没有怜悯。另一方面又从阿喀琉斯的沉吟中看到他或许是既体现又质疑了正在成形中的西方文明的第一人，因为他既渴望英雄的荣誉，又独自惦量了死亡。对于古希腊悲剧，大卫也提出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认为古希腊悲剧精神并非宁静，而是无畏。因为古希腊人能够直面悲剧命运，他们总是有力量描写对与对的冲突，而非对与错的冲突。

在读《理想国》时，大卫也表现出了问问题的智慧。他最感兴趣的是柏拉图的社会政治理想，而非形而上哲学理念。他借着柏拉图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一再追问：把一个社会凝聚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是畏惧还是对某种理想的忠诚？大卫认为，这“在当前有着一种相当可怕的直接性和相关性”，可以说是当代文明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因为如果人人抱怨自己是受害者，把社会当做一块蛋糕而不是蜂房，这样的社会还能长久吗？这正是大卫忧虑的问题，“鉴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并没创造出多少正直的人，可见我们可能哪里做错了”。

这个问题象巨大的回声一样贯穿在整部书中，构成大卫思考、对话的原则基础。尼采是大卫非常喜欢的一位思想家，他在《道德的谱系》中曾猛烈质疑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善与恶如何被发明？为什么要用道德伦理取代自然本能？怜悯与克制也许让人获得灵魂和深度，但如果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对于促进人类昌盛又有什么好处呢？尼采学说在他的那个时代无疑是革命性的，他雄辩的风格更象酒神的节日一样令人陶醉。大卫深为尼采所折服，但最终却拒绝了他的理论。因为奇怪的是，当尼采学说传诸后世时，其高扬个人意志的主张却往往被自由的敌人所利用。大卫早在读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时就对理性可能被用于卑鄙感到不安，认为赤裸裸
地追逐个人权利会导致无休止的动荡，而罔顾建立在权利合法性之上的社会稳定。

正是如此，大卫拒绝了尼采：社会不应成为任何“金野兽”的乐园，而应顾及所有成员，才可能避免最残酷的事情发生。他还确信，怜悯与克制是力量的另一种形式，而非虚伪和软弱，理想主义者的努力无论多么微薄，也是维系社会良心的坚韧纽带。大卫的读书心得是任何时候也不要丧失主见，“我已答应我自己不怕问天真的问题”。他发现，“伟大的书”本身就构成了这样一种不断提问题的传统，而不是一些现成的道理，在辩驳中一本书挑战另一本，甚至和自己过不去。它的既是磨难又是力量的自我质疑的传统，正是亟需现代人继承的。


３

我过去很少见过一本学术性著作可以这么写，既有思辨的力量，又径直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带入书中。学者可以讲得很透彻，但不会这么有感情；宗教信徒可以很虔诚，但往往缺少怀疑精神。大卫却坚持用普通人的思维方式解读经典，夹叙夹议，深入浅出。读莎士比亚戏剧中李尔王与女儿们的冲突，他会检讨和自己母亲的感情纠葛，悟出人生两件大事：养育子女，安放父母。读激进反叛的卢梭，他又会拿自己年青时的特立独行与今天大学生的世故态度相比较，折射时代的变迁。因而这部百科全书般的学术性著作，读起来却有如散文随笔般的亲切。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天早上作者上班在纽约地铁站口被两个黑人青年用枪打劫。“我伸手去掏钱包，但就在这时我停了下来，一动也不动，低头看着那支枪。我不是个勇敢的人，可是我被触怒了。我想到拒绝他们，或跑走”。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那两个罪犯得手后扬长而去，根本不理会受害者的屈辱心情。

现代社会对街头犯罪也麻木了，同事们甚至祝贺大卫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抢劫”，没有受伤，钱包还在。但十多年过去了，别人早已淡忘的感受，大卫仍默默咀嚼。大卫读到17世纪霍布斯的《利维坦》对人的侵略性和自私行为的解释：一切皆始于生存欲望，贪婪是某种正当的精神不安，没有所谓至高的善。但是大卫不明白那两个青年为什么甘冒蹲五年监狱的危险抢一百块钱，他觉得他们不象是为了谋划未来，更象是出自绝望或盲目。大卫认为今天的社会要负责任，因为除了物质之外几乎已经没有其它定义成功和地位的方式了。人们被媒体激起了欲望，又无法满足，甚至连“合理的自我利益”都难以界定，所以贪婪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性的人。

读洛克的《政府论》大卫又想起了那两个抢劫犯。洛克巧妙地论证了私有财产的积累是固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不均也是一种自然权利，这正是今天美国法律精神的基石。但是大卫似乎对所有迁就现实的理论都保持警惕，他问道：假如街头还有那么多流浪者缺少平等工作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感，契约社会的根基又何以形成呢？他确信，没有某种共同的道德信念，“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公民全身心投入公民事业的概念在一个象我们这样致力于个人主义神话、私人快乐和私人成功的国家显然是毫无可能的”。他更担心的是，犯罪达到一定数量会改变道德景观。如果人们把逃脱定义为成功，落网定义为失败，那么不仅犯罪的羞耻心，甚至连对
处罚的畏惧都不起作用了。那时候，犯罪即使尚未伤及肉体，也已毒害精神，不信任感会败坏社会的每一个人，自己小心多疑，还会传染给孩子。

大卫的理论兴趣始终是着眼于现实，他希望未来不再有那个梦魇，正派人在枪口下乖乖掏出钱财，举在手上，罪犯抓了过去，“他们走了，他们就那么走了”。


４

《伟大的书》中的西方经典，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陌生，大卫提到的一些西方社会问题，如今也正成为中国的问题。所以，中国读者感到很容易和作者沟通，也能欣赏他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真知灼见。可是精神上的亲近感并不能打消隐隐存在的隔膜感和失落感：我们热切地了解西方，西方人了解我们吗？由外国伟人名字构成的那一片思想时空，与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命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诚然，所谓“现代意识”是由古今中外无数被筛选的文本构成的。我们中国人也正是把西方经典作为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接受下来的。可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心向西方，西方人在意我们的内心追求吗？甚至在乎我们作为一个种族的存在吗？我这里指的不是中国人被歧视，而是被忽视；不是那种粗鲁的冒犯，而是客客气气、毫无恶意的疏远。仿佛我们是某种化外之民，除了共存，谈不上多少共同语言。所以，我想知道大卫的看法，我越是相信他的善良、正直和深刻，就越是想验证一个足够睿智的西方人能否对我们的兴趣多一些，因为心灵相通而结为精神兄弟。

但事实上大卫的书里很少谈到中国人，只有一处，是在史蒂芬生教授的课堂上。当讨论到生态灾难问题时，教授说：“是的，但怎样去决定不继续开发我们的资源呢？谁来做这样的决定呢？难道我们能去告诉中国人不要造汽车，而是保持他们的自行车吗？”接下来没再谈到中国人，大卫也没说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们投来的目光有些陌生，无奈和多少有点居高临下。而且，又提到中国人的自行车！无论善意与否，中国人骑着他们潮水般的自行车涌来的形象，就固定在西方人远远一瞥的粗浅印象中。它一般是无害的，甚至是有趣的，但有时又是令人惊恐的。记得前两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要是中国人都开上汽车，大气层会燃烧。这不是寻开心，是真的担心，担心中国人发展起来会争夺生活资源。这也许就是今天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最可能有的位置，这与精神无关，而仅仅事关生存。

我不怀疑大卫追求自我完善的真诚，但我怀疑任何一种高尚精神最终能否惠及本社会系统之外。有一本同样是美国人写的书一直令我难忘，书名《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揭示了无私的个人与自私的社会之间的道德悖论。个人可以有超越自我追求永恒的冲动，甚至为了他人牺牲自已。但社会群体却通常表现出利已倾向，其中的个体不可能为其他群体而牺牲本群体利益，一个社会更不可能为另一个社会拱手奉献。所以到头来，个人的无私成全了、也受限于群体的自私。按照这一道德悖论，一个推论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对于与之竞争的另一个社会而言，就相当于一个高素质的战士，所以越是睿智完美之人，越有可能变成可怕的智能武器。

一本书有自己的建树才值得花力气把它写出来。这本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著作不是政治家或社会学家所写，而是出自基督教哲学家，这本身就令人深思。假如他描述的道德悖论难以驳倒，假如推论能够成立，假如据此变换一下思路，那么从一个社会关注另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伟大的书》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新的启示呢？


５

完全可以相信，能够写出这本书的作者也一定是一个高水平的电影评论家，能够为他们国家的电影发展贡献才智，让电影导演、演员和剧作家获得一位良师益友，也使他们少受一些夸夸其谈的骚扰。

看一看书中对电影《十诫》的简短评论吧，一个研究过《圣经》的电影评论家必然会把他的历史感带到影评中。《十诫》演绎的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故事，但大卫一眼看出它的风格恰恰是对《圣经》的粗俗背叛──迷恋大场面，追求娱乐性，缺少庄严感，有些类似张艺谋近期几部影片给国内观众的感觉。但大卫并没有简单地嘲讽或说教，而是深掘内心的矛盾感受：为什么“我在一部背叛了《圣经》的作品中发现了快乐”？为什么一部明明荒诞、愚蠢的影片会让现代人喜欢？是因为我们对信仰失去了敬畏之心？还是这个世界已无可救药地充满了表象，甚至“把上帝的神秘变成了油漆的景象”？“我得琢磨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黑暗中找到我们的道德，观看者的道德”。即使一时找不到答案，大卫也为他的读者提出了问题。而且他优雅的口吻保持了个人的尊严，也有益于他们国家的文风。让国家受益的还不止这些，请记住，专家、学者首先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当他们被推上角斗场时，他们个人的专业技能就等于是他们国家的竞争潜力。

大卫的电影界前辈，傲慢的好莱坞导演卡普兰就是这样在二战中成了卡普兰少校的。他从未上过战场，也从未拍过纪录片，但是当他受命来到马歇尔将军的办公室，当他毛骨悚然地看到德国宣传纳粹思想的纪录影片《意志的胜利》，他的才华和个性就自愿地被他的国家征用了。卡普兰摄制了七集享誉世界的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他善于简洁地运用形象，用黑墨表示法西斯侵略，用岩礁表示同盟国的抵抗。他懂得以解说配合画面的力量，当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天皇裕仁这三个“奴隶世界”总管出现时，旁白说：“要好生看看这三个同伙，记住他们的面孔。如果和他们遇到一起，就要毫不犹豫地……”。他还努力将直白的宣传警句与文化内涵结合起来，比如他在《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一集中提醒美国人注意，敌人的凶顽源于一种陌生的文化：“这个士兵，他的同伙，简直都是完全一样。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神圣又神圣的天神下界”。“只要是日本人，就相信它们是受命于天来征服其他一切民族和人民的”。“所以母亲和妻子接到她们阵亡的儿子、丈夫的骨灰时，没有悲伤，只有叹息，为什么？因为阵亡者成了军神，在她们身旁继续生存，受到崇敬，接受食品、水和点燃的香烟的供奉”。

如今，卡普兰的影片已经作为经典纪录片载入艺术史册，但不要忘了它首先是战争动员的产物，当他的才华和创造力被他的国家激发出来，就成为足以让敌人头疼的厉害武器。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一个领域的杰出人材，首先是他们国家的，然后才是世界的，这一点确信无疑。


６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一篇《没“正形”的大卫》，打开来一看，原来介绍的是另一个大卫，中国的大卫。他行过十年医，后来喜欢写作，也出了一本书，与美国的大卫相似。但不同的地方是口吻：“我不是怕流泪，而是怕我流不出泪。我是写诗的，我知道，如果双眼成了断流的黄河，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仅从引文也可感觉到，“中国的大卫”更象一个纯情大学生，而不象“美国的大卫”那样，字里行间显现出一个经过多年历练、若有所思的中年知识分子。

但真正叫人皱眉的是那篇介绍性文字，说“大卫是个码字的，且码着两样：左手写诗，右手习文……”，类似的调侃口气已经流行十多年了，为何仍旧长盛不衰？先在文学作品中，后在新闻媒体中，甚至在学术性文章中。难道我们中国人已经不能较为严肃、诚恳、亲切地述说一件事了吗？这种新的八股腔究竟源于我们内心情趣的单调，还是丧失思想活力的结果呢？

当一个民族自成世界时，我行我素也许无所谓对错。但当不同种族、社会必须在一个世界上共存时，力量对比就会自动见出强弱，分出优劣。而且对抗或对话是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看到“中国的大卫”，就会想到和“美国的大卫”比一比；读过《伟大的书》，只会对自己文化中油腔滑调的东西叹气。在这种由比较而来的危机感中，弱者无论有多少种理由，面对强者，弱就是错。

当然，美国社会也不乏滥俗的东西和病态的戏谑，大卫把这称之为“我们身上那种被媒体训练出来的讽刺习惯”，他发现同班的年轻人正是“带着那种从媒体而来的讽刺感和扮演角色的感觉来读文学的”。但是，一个社会富于活力，不仅在于它面对什么，更在于如何面对。有随波逐流的生活，也应有能够自我荡涤的力量。

书中提到一次由女权主义者举办的“收回那一夜”的集会活动，那本来是很荒诞的一幕，大卫感到女生游行队伍中发出的尖叫声、口哨声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反人性的东西；年复一年上台的控诉者似乎把“对强奸的恐惧”变成了“绘声绘色的自我戏剧化的强奸文化”，而台下观众则成了“观淫者”。在这个一打开电视就会同时看到好几个频道访谈、倾诉节目的大众媒体时代，个人的羞辱化为大众的娱乐，尊严感被狂欢的欲求所淡化，浅薄也变成了时尚，如大卫所说，我们的记忆消失在媒体生活的迷雾中，我们都成了看生活而不是过生活的人。

大卫一再提到“媒体社会”这个词，反映了他对目前生存环境的担忧，甚至感到个人无法与历史对抗。但无论内心多么绝望，他的批判却从来没有导向玩世不恭的诅咒和嘲讽，而总是富于尊严，充满善意。他比较了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等同样表现灾难和人类极限感情的经典作品，指出现代人的问题是讲出了丑行，也暴露了灵魂的苍白，而在古人的哀伤中，“你看到并感到毅力和尊严，你知道没有这些品质，就没有深情的或英勇的生命”。大卫所以特别赞赏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态度，她从不非难“对生活”的愤怒，她非难的是把这种愤怒带到文学中，把高贵的思考变成说教，所以她的作品中有一种慑人的优雅和从容。相形之下，我们社会缺少的正是这样有灵魂、有个性的评判者，而太多激烈的抨击和不负责任的嘲讽。


７

但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他最初的写作是严肃的，几乎和大卫同时对自己的“过于庞大的文化”进行了梳理和反省，这就是余秋雨。他的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人文山水”散文，不是在阅读中而是在行走中展示自己民族“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他的文字中有一种赏心悦目的美，与那种戏谑调侃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他还难得地把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融合起来，使作品能够雅俗共赏。当然，有人指责他的作品硬伤太多，重复自己，装腔作势，善于炒作。他后来的写作也越来越象置身于大庭广众之下的表演，动辄满城风雨。但我还是认为，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其实，余秋雨作为一个作家的真正缺憾在于：他达到了传统散文的高峰，却又未能突破“传统”之囿。看看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这类句子在余秋雨的作品里比别人少得多，但基调是一样的。尽管描写寻访文化古迹的过程很精采，其感情色彩却是差不多的，都是感慨“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或是叹惋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把志向实现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余秋雨明白“群体性文化人格”对思维的限制性，但其表达方式恰好是证明了而不是挣脱了这一点，仍然习惯于从群体性的外在观照中获取灵感、气势和共鸣。

大卫从不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之类大词，他只说我自己，即使需要观照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来龙去脉，他也很少以群体的名义去褒贬什么，预言什么。他的动机显得很单纯，就是想借过去的智慧解答今天的问题。

但恰恰是在个性化的阅读过程中，大卫从一个扁平的电影评论家获得了多重身份。他是个有阅历的学生，又有学者般的眼光，还要以过去很少意识到的犹太人的身份去思考经典著作中对犹太民族的敌意。比如《圣经．新约》，开始时是犹太教内部的纷争，接着是分裂，最后是指责犹太人把耶稣出卖给罗马人，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感召力，却让犹太人做了历史的牺牲。但大卫并没有试图以犹太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说话，为它愤怒或为它哭泣，他只想从民族悲剧命运中领悟它的精神特质。他认为，犹太人并不真的相信来生，甚至并不仅仅凭荣辱、对错来改变生存的信念。《旧约》约伯记里的故事尽管残酷，但它并不是叫人恐慌的，而是在呼唤勇气。不论是对是错，不论是不是信仰者，你都得坚强地生活下去，关键是要对现世负责，“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地狱就是在现世的平庸”，大卫相信这正是这个流浪千年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

大卫的思考方式显然更接近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爱智者”，他感兴趣的内容即使包罗万象，也总是以自己为圆心，好奇地想解开更多奥秘。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则更象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的不是好奇之心，而是为社会所用，国家所用。当为自己求真理时各人自然有各人的兴趣，当为民族争前途时个人是巨大群体中的一分子。所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西方的大卫们那里发现不同的个人，却在中国的余秋雨那里碰见我们自己。


８

那么对于国家间的竞争来说，哪种方式更有利呢？按照一般的逻辑，应该是个人直接认同国家、民族的目标要比强调自我的发展更便于动员集体的合力，也更容易给人以道德感和秩序感。但直觉又告诉我，更强大、更有后劲的也许是那种表面上一盘散沙、纷纭复杂的社会，它看起来似乎人们在各行其事，实际上是有利于个人价值的充分展现，它看起来有无数个意志在冲突，实际上却有无穷的创造力在凝聚，这一点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看得最清楚。

我记得有一本描写二战中同盟国与纳粹德国进行反潜战的史书说，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一些非军人，他们是物理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或其他学者，“人们把这些人叫做‘密室里的科学家’、‘穿灰色法兰绒裤子的先生’”。他们平时个性孤傲，散漫，从未穿过军装，有的还差点做了神学家，但正是他们却成了战时纳粹潜艇最难以对付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些自我心智充分发展的人，一旦把宝贵的创造性思维用于战争，就往往能够看到军人注意不到的东西，这可不是仅仅靠训练一批反潜战军官就能奏效的。例如他们发现漆成白色的飞机发现水面潜艇的机会要比黑色飞机多30％。他们还算出远程空中巡逻比传统的近程连续护航攻击成果多40％，而且使遭遇敌潜艇的运输船队第一夜损失减半，第二夜损失再减半。这个杰出的战时科学家团体后来有两位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五位成为英国皇家科学学会会员。

人在自己的专业里最能迸射出人性的光辉，如同钢琴家最美的时刻是他沉醉在自己的演奏中，因为敬业精神中流露出的健全心智和高尚情感总是令人感动的。一个重视发挥个人创造性潜力的社会，更容易培养出有主见、有创见的专家，学者，其蕴含的能量有时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原本是一位研究原始部落的文化人类学家，二战后期她奉美国政府之托，写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她通过分析日本人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内的价值体系、思考方式等得出一系列正确结论：日本人会投降，战后也会配合占领军，应让他们自己统治自己。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基本上采纳了她的意见。当时的日本学者对这本书中的洞察力深感震惊，因为这位六十余岁的美国女学者从未去过日本，却能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全貌，得出日本有别于欧美，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这样深刻的结论。与如此聪明的敌人作战无疑是可怕的，日本学者以一种充满敬畏的口吻说，期待本尼迪克特这样的大学者不是为了占领，而是为了学术交流的目的踏上日本的土地。

相比之下，纳粹德国最优秀的头脑不是被驱逐就是被窒息。日本当明也一样，日本学者在评论《菊与刀》时就特别有体会：“本书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即与那些强迫作家歪曲事实，只写有利于自己国家的事情，象小孩似地辱骂敌国的国家不同，本书作者的国家是一个即使在战时也容许作家踏踏实实地对敌国进行保守的科学分析的国家。”的确如此，反潜战中的同盟国学者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进行纯科学性质的非日常研究的自由”。在这样有洞察力的学者面前，敌对民族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象昆虫一样暴露在他们的放大镜下，可能一击致命。而一个心智枯燥、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专家，因为他欠缺创造性的内涵。当美国的卡普曼导演利用自己的专长创造性地服务于战争时，日本人的战时纪录片水平却很低，充满了御用宣传色彩，日本学者承认因为当时没有知识分子敢站出来说真话。为什么不同社会的凝聚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其中的道理很难说清，但感觉上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差别：即注重个人价值的社会公民，他们平时是一个个互不依附的个体，以充实自己的内心为乐，一旦国家需要，就如同开启了无数智慧的大
脑，汇聚出惊人的创造力。而一切以某个目标相号召的社会，人数再多，再顽强，也如同群体的自我复制，因为只有一个大脑，或者所有大脑只按一种思路在运转，这不利于个人创造性、丰富性的开掘，发挥，而且一旦做出错误抉择或无力达到目标，又很难及时纠正，自我调节。也就是说，两种不同凝聚方式之间，也许存在着无数大脑对一个大脑这样一种潜在的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关系。


９

致力于自我发展，说到底又并不是为了更好地献身各自的国家或使自己更具竞争力，而是尽可能完美地享受各自的人生。这里真正吸引人的东西不应是力量，而是美。大卫一年来在中产阶级的寓所和充满朝气的大学课堂之间往来穿梭，精神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他甚至有了新的审美眼光，感到大学给予的不仅是文凭，也是一种美的氛围。他喜欢学生在走廊里讨论时的低语，喜欢校园里古老楼群、图书馆的圆顶和长满花草的小径给学习和论辨增添的某种不凡味道。他奇怪，自已当年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优雅的征兆”，也许，“在你20岁时，你不需要它，你忽视它，把它和奢侈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大卫懂得了欣赏和珍惜，某种神圣的美柔和了思想的线条。

只有心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大卫坚持读书时应相信最初的感情力量，杜绝没有感情的虔诚。他阅读经典从来没有把自己板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学者，或者尽力装成那样。他不喜欢但丁的《神曲》就照直说了，其部分原因是诗人攻击他所恨的人，却又放到宗教背景中去掩饰。“我太老了，我无法对自己说我不喜欢读的东西对我有好处”。这种天真而坦诚的态度正是这本书的可爱之处。所以大卫最敬重蒙田，他感到蒙田散文的亲切真好，在平凡的述说中显出奇迹般的完美语调。一般人是无法学蒙田的，因为他有着最和谐一致的个性，在拥有专业知识以外，还拥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判断力，所以蒙田也一向轻蔑学究，不喜欢经院哲学的霸气。大卫指出，如今许多知识分子的毛病恰恰是太迷信知识，有专业知识却无判断力，所以“学会如何阅读以及如何判断”，正是我们学习经典之作的主旨。

后现代主义者曾经巧妙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解构一切，却从不建构，所以几乎无懈可击。但现在他们遇到了克星，因为大卫不属于任何一种学派或团体，他只是一个心智自由的普通人，凭自己的理智和直觉向一切荒唐的东西挑战，这恰恰是他的优势所在，就象皇帝新衣故事中那个因天真而无所顾忌的孩子一样。大卫抨击后现代主义者否定求知乐趣的迂腐之见，因为他们实际上放弃了历史和自己的判断，例如文学不是被看做一种独立的美感经验，而是文学与权力的共谋。他们甚至荒唐地认为，为乐趣而读就是对权力价值观的顺从，其结果是一方面流行文化侵蚀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迫使年轻人严肃的阅读。另一方面文学的前途又掌握在教授们手里，而从他们“冷淡而厌恶的语气”中，让人感到“他们不爱文学，他们不爱它”。现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些批评家的著作甚至不足以塑造和影响读者的趣味，因为那里面根本就没有趣味，只是一堆时尚的学术方言。当然，美国人比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多，文化左派，女权主义，种族歧视，历史原罪……，正如大卫所说，不能快乐的欣赏就是学术上的祸害；更可怕的是，专业化的老师教专业化的学生，衍生出围绕“领域”和“学术会议”而布置的所谓作品阅读。如今的研究生满嘴陈辞滥调，职业目标是大学教授，而这样干巴巴的灵魂，以后却要在大学里教我们的孩子，大卫说这真令人恐惧。最近一位旅居国外多年的诗人也向我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担心。

大卫深知，“无知是毁灭性的，知识也是毁灭性的，这是无论行动者还是思考者终极的困境”。即使最伟大的精神生活也不能使我们免于一死，那么追求精神上的美感对于个人实利有何用呢？这正是现代人倾向及时行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作为美国人，大卫并不把灵魂问题与生活乐趣完全对立起来，他反而认为：乐趣的总和就是你的灵魂。所以作为一个父亲，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拒绝简单的快乐，懂得更精致的快乐，学会阅读与思考。因为他时常问一个问题：“一个只玩电子游戏，只看电影和电视的孩子幸福吗？”关于幸福，他基本上赞同柏拉图的观点，一个幸福的人理应是正直的人，因为幸福的感觉不是指一时的快乐，而是指人的本性中各种元素处于和谐状态。他正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幸福了，才回到学校去寻找答案。而人生存在的意义，恰恰是从思考开始的。

深思熟虑的美感也渗透在本书的文风中，我读过不少介绍或阐释经典的书，它们的写法不是过于恭顺，就是有些随便，或者令人枯燥。但《伟大的书》恰到好处，书中健全的思想、合乎情理的推断无不与其追溯的伟大传统有关，但作者表达了适当的景仰之情，却从未放弃对话的权利，他拥有“更大的世界和更丰富的心智”，是为了能接受任何挑战。


１０

大卫重回大学课堂还怀有一种好奇心，就是想看看在这个文化激变的时代，今天的教师是如何讲述经典的，在媒体社会中长大的学生又是什么样子。而作为中国同行，我也对此颇感兴趣。

大卫觉得今天的学生显得比较实际，沉闷，很少有人相信仁慈，而是问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当然，大卫也知道，他年轻时候的反叛行为是那个醉人的道德戏剧时代最可爱的礼物，是与经济富裕和无忧无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压力重，既看重物质享受，又对未来的工作前景忧心忡忡，这一点与我面对的中国学生颇为相似。不过，西方学生学习上的一个长处是，他们善于从课堂讨论中获取好处，有时争论不休，甚至不欢而散，但即使难堪、生气也是对他们心智发展的有益刺激。另一方面，西方学生的学习和讨论内容似乎也更为自由，少有禁区，可以深入到各种领域，视野也更为宽广。我不知道大卫惊人的自学和研究能力是不是与这样的大学教育有关。

大卫还难得地为当代文明课和文学人文课的任课教师们画了素描，他们各教一段，教学方法和学术理路各自不同，有的是新左派，有的是女权主义者，但他们都把自己的观点带进课堂，自由解读他们心目中的经典，这更能挑起学生辩论的欲望。譬如那位来自瑞典的女权主义女教师，就算她夸大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关于妇女能力评价的负面影响，“但她的愤怒好象一根通电棒”，激起你与她争论的念头，使你主动思考，想告诉她不对。史蒂芬生教授则要求学生对阅读的书籍提出一个敌意的批评，而不是一般性的概括，这样学生在思考时就没法偷懒。文学人文课教师夏皮罗则告诉大卫一些教学体会，你得耐心地以提问题的方式向学生要答案，让学生发展你的思想而吸收为他们自己的。如果直接给他们答案，他们不接受。

西方教师的教学经验似乎主要是如何开展课堂讨论的，尽管讨论的结果有时难以预料，但他们更担心的显然不是课堂控制，而是死气沉沉，这一点与我们颇为不同。如果说西方教师的授课方式象是演话剧，提出的每个观点都在力图刺激对方，引起反应，把论辨推向深入。那我们中国老师就有些象说书，教书好的一个标志就是能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但这仍然是对课堂的控制，而不是开放讲台；是知识的单向传授，而不是启发思考。平心而论，我们也不想搞一言堂，但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课堂和学生，东方的治学传统似乎主要是注经的传统，而不是辩论的传统。我们自己就是这样默默听课过来的，越是名师，越是习惯于洗耳恭听。

当然，无论东西方在教学方式上有何不同，教育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作为一个有二十年教龄的教师，我完全认同大卫的观点，即不管生活多么世俗，时代多么浮躁，“没有理想主义，高等教育就不能真正成为可能，每个学生的理想命运是成为他自己最完满的版本。”本书的译者曹雅学先生在“译后记”中也对我国大学人文教育存在的某些空白感到“深远忧虑”，因为“人”不是技能，而是目的。大学教育不仅是为了学习知识，甚至也不仅是为了增强国力，而应是构筑理想的某种精神殿堂。那么如何才能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活生生地串起多少部书，以照亮他的内心世界呢？这不仅是大卫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１１

坦诚地讲，读过《伟大的书》，在精神享受的同时，又感到更深的惶惑。因为作为一个东方人的切身体会，我愈发感到大卫身后的那个文明恐怕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遇到的最强大、最令人琢磨不透的一种文明。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又几近诡谲，既有迷人的思辨力和美感，有时又非常自私和强横。

比如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东京战犯审判，其异常复杂的法律程序源自西方法理精神，不象我们东方人惯于依靠情理判断，行事,缜密得让控辨双方都看到各自的希望，你不能说它不公正。但另一方面，为了控制日本的需要，美国人决定不起诉日本天皇；为了换取日本731细菌部队用中国人生命得来的试验资料， 又决定不起诉这支部队的元凶。这一切做得冷酷而又理智，既不用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不考虑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却又自认为正义，公正，有教养，有理性。类似的事例很多，我们东方人有时感到就象面对一头神秘的青铜双面兽，它既是伟大的杰作，又是诡谲的象征，亦真亦假，亦正亦邪，让人若即若离，无所适从，你可能永远弄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却又要和它相处。

大卫在《伟大的书》的最后引用了惠特曼的诗，其中有“其他海岸上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世界的男女继承人”这样一些壮阔的提法，但我还是很想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否也包括其中，或是只构成他们西方人世界的远景？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对另一种文明的准确理解，更关乎我们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命运。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又始终对一种美妙的憧憬心向往之，这就是孔子《论语》中表达的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我才会总感到和大卫的书有心气相通之处，并且有些矛盾地写
下这篇读后感。

ZT 摩罗：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氏族社会没有底层。

那时候人们也有地位的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分野。有的人因为狩猎能力超群而广受尊敬，有的人因为耕作技术出众而收获丰富，并可能因此而被推举为酋长。有的人因为作战勇敢，声望远胜他人。有的会社组织甚至给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分出不同的等级，从低等级晋升到高等级就像今天的军人晋升军衔那样煞有介事。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足以形成固定的阶级，因为所有那些声誉和地位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要你狩猎能力或者耕作技术超群出众，你就必定广受尊敬，只要你作战勇敢，就肯定享有较高＂军衔＂。这些资源不被任何人垄断，而是向所有人敞开。

尤其关键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声誉和地位都不能折算成财富。原始社会的人们奉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生活态度，谁的财富超出自家吃用所需，大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的超出部分迅速消耗掉，让你变得跟大家一样两袖清风。一个人如果因为财富丰厚而当了酋长，他就必须用他的财富来资助社区的庆典活动和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设宴招待大家。如果他舍不得将自己的财产散给大家享用，他不但酋长的位子保不住，甚至连生命也保不住。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常常处死不散财的酋长。原始社会的这种结构形态和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无法滋生阶级和阶级压迫。

当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经过漫长的残杀、对抗、征服、磨合，最后组织成国家的时候，不同的群体演变成不同的阶级。国家横空出世，它所奉行的结构形态就是分层结构，不同等级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底层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但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权贵集团有意制造出来的。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由四个部落联合成一体的政治实体，每个部落有90个氏族，总共360个氏族。氏族是高度自治、高度独立的社会单元。居住在阿提卡地区的四个部落实现联盟时，各自具有自己的领土和行政中心，每个行政中心各有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部落联盟只有一个共同的军事首领，称为＂巴赛勒斯＂，负责协调军事行动。政治上每个部落是完全独立的，部落里边的氏族也是各自独立的。氏族首领都是选举产生。

在氏族内部，每个人享有的声誉和地位当然有差异，那些参与氏族间交流和部落间交流的人还能享有更为广泛的声誉和地位。但是，这种声誉和地位依然没有坚实的壁垒，享有这些声誉和地位的人与尚未享有此种声誉和地位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野。因为拥有那些声誉和地位的机会是向每个人开放的，谁都可以因为劳动技能、思想智慧、人格品质、辩论能力等因素在本氏族脱颖而出，进而代表本氏族进入到联盟的交流之中。

瑟秀斯在担任军事指挥官之后，决定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他首先说服各个部落将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撤销，只在雅典保留一个共同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雅典事实上成了大家共同的政治中心，四个部落因此逐渐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一个被后人命名为雅典城邦共和国的统一体。在这个实体中，所有的部落和氏族都是平等的。当360位酋长共商国是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掌握权力的群体，但是每个酋长都是氏族的代表，他们各自面对自己的氏族时，他跟氏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酋长的人选有变化，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也跟着变化，所以那个群体无法垄断权力资源。所有公民在声誉和地位上的差异也不具有阶级意义，因为彼此可以流动变化。

接下来瑟秀斯将国民区分为士族、农民、工匠三个阶级，给他们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他规定：凡属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官职，只能由士族阶级担任。这种制度设计不再将氏族看作权力的来源，而将国家看作权力的来源。那些杰出人物的地位不再是氏族赋予的，而是由国家以全体公民的名义赋予的。国家成了权力资源的生产者和控制者。各个阶级由国家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空间和地位。这是国家的基本特征。

瑟秀斯的改革成效不大，原因是氏族社会的结构根深蒂固，要以国家的名义将其摧毁尚不容易。直到晚一点的政治家梭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摧毁氏族制、建设政治国家的时机才大体成熟。所以梭伦成为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政治家。他按照财产的不同将雅典国民分为四个阶级，并规定每个阶级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第一个阶级既不劳动也不服兵役，而是专门担任各种高级公职，掌握国家权力。第二个阶级服骑兵役，第三个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个阶级服轻装步兵役。（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210页，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集团2006年出版。）想来那个时代的雅典也像古代中国人一样，每个兵士都是自己带着装备参军打仗，因为阶级高贵的人参加的是需要复杂装备的兵种，阶级低微的人参加的是需要简易装备的军队。装备所需的费用跟他们的经济能力相一致。

第四阶级当然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权利，但是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中，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奴隶肯定最少，所从事的产业肯定最低微，除了农业之外，很可能都是修鞋的补伞的磨刀的卖糖葫芦的之类，总之是成天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的那一类。

这样一来，雅典就有两个底层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他们由战俘和罪犯演变而来，世代承袭，永无出头之日。他们只给奴隶主和国家提供永无休止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群，他们的血汗是国家财政赖以运转的保证，也是第一个阶级无需参加劳动和军役的保证。第二个底层阶级是平民中的最低等级即第四阶级。人群广大的第四阶级虽然不用纳税，但是他们作为庞大军队的兵力来源，能够实施大规模的抢劫行动。国家就用他们的出生入死开辟出滚滚财源，供权贵阶级挥霍和享乐。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为那些权贵人物施展经天纬地、杀伐征战的伟大天才和勤政爱民、日夜操劳的伟大品德所提供的一个平台，也是为他们提供巨大财富、无度享乐、高贵体验、超人感受的一个现实空间。

国家是权贵们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玩物、一个私物，为了玩好这个私物，权贵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底层承担四项伟大的功能：第一，为权贵们提供无穷无尽的税赋，供他们纵欲无度地享乐；第二，用自己的饥寒交迫、凄厉哀嚎衬托权贵们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以及偶尔发点救济品象征性地解民于倒悬的崇高感，第三，遇到涉外武装活动时除了疯狂抢劫敌对部落财富外，还得适时地按照权贵们的命令担任炮灰（或者箭靶），第四，在长期没有涉外武装活动时，英勇充当牺牲品以满足权贵们杀人玩血的心理需求。由此可见，底层人对于保证权贵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底层，那些壁立千仞的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就没有基座。

部落组织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敌对部落实施抢劫计划。国家的形成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权贵们不用冒箭矢刀斧之险，仅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稍做手脚，就能以国家的名义对本国的底层人实施连续性的、制度化的、不知不觉的最大规模抢劫，这种伟大的智慧所创造的伟大的成功足够权贵阶级世世代代骄傲不已。

而且，这一点也不耽误对其他部落其他国家的抢劫，一旦需要对外动武，只要吆喝那些贱民开向敌阵，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天下金银财宝就尽入穀中。国家虽然是＂文明＂的产物，可是它在抢劫和屠杀他者上一点也不逊色于＂野蛮＂的部落。

关于制造并永远保持一个人数庞大之底层阶级的必要性，中国周代的政策阐述得最为清楚，这种政策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保证。

周代规定，按照农夫地位的高低不同，分给肥瘠不同的农田。上等农夫的肥田所产粮食足够养活一家九口，次等农夫所得次田足够养活八口之家，再次之养活七人，再再次之养活六人，下等农夫所得瘠田可养活五人。庶民若是应征去当官差，其待遇比照以上五等农夫的收入水平，分等级核定。（见《礼记·王制》，原文为：＂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伟大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底层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世世代代永远只能是底层人。

到了士、大夫等等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最低等的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提高。《礼记·王制》接着说：＂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国家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与这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做一个大人物是多么令人羡慕。谁能成为大人物，则由那些已经成为大人物并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少数权贵决定。

国家权力给底层人规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别狭小，设置的禁区却特别多。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具有多么杰出的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你都无法获得政治地位，因为国家只允许你劳动和纳税，不允许你别有所图。一个底层人要想改变命运，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力量和秩序。在这样的制度和秩序面前，所有的勤奋努力、所有的道德磨砺、所有的人格修炼、所有的精神涵养，都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

相反，为了保证国家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底层，权贵们必须不断使出各种政治经济手段，逼迫一些＂中产阶级＂破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沦为＂底层＂。梭伦改革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就因为奴隶阶级这个底层还不够庞大，与国家的需要和文化的灿烂还不般配，于是将公民中最大的群体打入底层。这一招大大减少了分享奴隶劳动成果的公民人数，同时可以将第四阶级逼向殖民地，为国家抢劫无穷无尽的财富。

果然，梭伦改革成为古希腊划时代的事件，雅典军人迅速向小亚细亚扩张，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由抢劫和贸易所得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雅典的国库和权贵的腰包，雅典一时间成为希腊世界的老大。

为了防止少数桀骜不驯的底层人对这国家内部的制度性抢劫心怀不满，国家不得不用底层人缴纳的血汗钱建造庞大的监狱。只要他们的不满稍有流露，就将他们囚禁起来。如果他们企图对上流社会进行报复性抢劫，就将他们处死。为了威慑底层人老老实实纳税，必须建造一支警察部队随时恐吓他们、镇压他们。为了囚禁、镇压、处死他们时具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就需要建立一套名叫法律的游戏规则。于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规定，底层人不纳税就是犯上，斩无赦，纳税而想拿回来是抢劫，斩无赦。

所以，标志着国家之诞生的监狱、警察、军队、刑法等等事物，都是因为有了底层才有了出现的理由和存在的必要。所以，人类社会由氏族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所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规定谁是底层。一旦用强力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底层，国家就横空出世了。

光用军队威慑底层还不够，还得豢养一大批士大夫从文化上精神上将底层人的精神摧毁。士大夫们按照权贵们的吩咐天天画符念咒，永不停息地诅咒底层人＂野蛮＂、＂原始＂、＂土著＂、＂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灵魂黑暗＂、＂科盲＂、＂法盲＂等等。他们把这样的符咒念到了杂志上、报纸上、电视上、所有的专著上。念够了一定数量就有俸禄，念超了一定数量就有赏钱。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大中小学、所有的精英会议、所有的底层训话，全给这样的符咒塞满了，容不下一点底层人自己的内容。

所有的权贵和精英通过对底层人的诅咒、批判、压榨、提防而团结为一个整体，伟大而又高贵的上流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光是诅咒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教化＂和＂启蒙＂。于是一部分士大夫们以巨大的激情研究教化门径和启蒙方法，焚膏继晷，不辞辛苦与煎熬，直到把自己熬成圣贤。底层人诚惶诚恐地跟着圣贤的符咒牙牙学语，刚学会甲乙丙丁，圣贤跟权贵一咬耳朵，马上来一场符咒革命，又改念子丑寅卯了。底层人一下子懵了，拍着额头只恨自己太弱智。

他们不知道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如果没有国家，权贵们的伟大智慧和崇高品德到哪里去展现呢？绚丽多彩的艺术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从哪里诞生呢？时不时地出现于各个时代各个种族的划时代圣贤哪有可能产生呢？所以，所有具有话语权的人都说国家是伟大的事物，而底层人永远像泥土一样沉默无言，历史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当着底层人，世世代代。（作者博客）

作者简介：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华东师大文学硕士，现居北京，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因幸福而哭泣》（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不死的火焰》（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大地上的悲悯》，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与人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1991年曾经出版过小说合集。《六道悲伤》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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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CN　Editor于2/26/200811:39:00下午在新世纪NewCentury.Net上发表

下回请再鬼一些 （文/毛尖）／阿莫多瓦的新电影（文／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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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正悠着劲儿慢慢把自己从前的博客文章搬过来，无意中发现这篇毛尖评论阿莫多瓦《回归》的文章，和我那篇前后脚，都写在2006年，于是顺手一道搬过来。］

下回请再鬼一些 （文/毛尖）

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b509254/d43810199.htm [复制│超文本复制] 返回《抄远路》 关闭窗口

ID: 02258655 john_loewi 发表于：2006-10-11 17:41:09

　　不要问我《回归》里的鬼魂到底是人是鬼，我也无法向你描述这部电影的情节，

　　因为我的描述，会变成一篇祈祷文……

　　阿莫多瓦在故乡开机拍《回归》（Volver，台湾译为《玩美女人》），一边还学小年轻写部落格，而且，写得抒情：「时间静止了。我们向沿途遇到的每家每户问好，他们用同一个声音回答，染著香油般的宁静。」

　　这个染香油的地方，就是荒僻的马查多，阿莫多瓦生命开始的地方。他小的时候，男人忙著干活，而村里的大事也好，比如村长葬礼，小事也罢，比如狗崽出生，都是女人打理。所以，阿莫多瓦找潘妮洛普主演《回归》女一号莱梦达，唯一在她身上动了手脚的是她的屁股，因为潘妮洛普太苗条，但生命力强悍的马查多女人，没有一个大屁股，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装了一个大屁股的潘妮洛普彻底告别了好莱坞，告别了阿汤哥，她强悍猛烈，她活色生香，而我们观众，眨眨眼睛，第一次发现，这个美女有一张多么西班牙的脸。马查多的风吹啊吹，把镇上的男人都吹疯了，但风里的女人却越来越坚强，潘妮洛普走得像风一样快，见了鬼似的快，但走著走著，她真的见了鬼，那是她死去的母亲，她吓了一跳，快步冲到走廊尽头，扯开窗帘往外看，看到一群没灵性的男人站外面，既不色情也不惊讶，就是一脸迷茫地看著她，算了，她放下窗帘，外面是没种的男人，还不如回到屋里和母亲的鬼魂在一起，起码，女人鬼魂比男人灵魂要好一些。

　　所以，在阿莫多瓦的故事里，马查多是以女人的系谱构造社会关系的，而里面的男人，都脆卜卜随时可以死去。潘妮洛普的丈夫，试图调戏潘妮洛普的女儿，被女儿失手杀了，潘妮洛普正在打扫现场，门铃响了，她去应门，邻居问她脖子上怎么有血，她轻松一笑，Wom-en'strouble。整个过程举重若轻，让人想起张爱玲〈倾城之恋〉中，流苏的最後一个动作：「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在一篇部落格里看到，阿莫多瓦曾把《回归》的剧本给朋友加佐看，加佐回头却跟他讲了一个托尔斯泰的故事：有一个神父，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发现岛上的四个修道士，没有一个会祈祷文，他大为吃惊。他教了他们祈祷文，然後乘船离开。船还没走远，他看到水上有四个人影晃动，是那四个修道士，他们站在水中，惶恐地要求神父把祈祷文再说一遍，因为他们忘了。神父非常激动，说你们已经不需要。

　　我在想，我们进入阿莫多瓦的世界，就像神父迈入人迹罕至的小岛，我们发现阿莫多瓦的世界没有伦理，就像四个修道士不会祈祷文，而最後，当他们向伦理伸手的时刻，我们却幡然意识到，伦理对他们是多么无效。

　　所以，不要问我《回归》里的鬼魂到底是人是鬼，我也无法向你描述这部电影的情节，因为我的描述，会变成一篇祈祷文，而你只要记著，看阿莫多瓦，不要调动你的智力和常识。至於我，对阿莫多瓦的最大不满，也就在，三个女人的故事讲著讲著，鬼气越来越稀薄，一个伦理的阿莫多瓦亲切是亲切，毕竟给人上了年纪的感觉。

　　大小媒体都在赞美《回归》，说阿莫多瓦人间了，温情了，柔软了，回归了，同时，阿莫多瓦自己和主演潘妮洛普也配合著大呼小叫，「是的，我的灵魂从来没有这么安憩！」然而，作为一个苛刻的影迷，我却贪婪，一边希望他向我们放射无限柔情，一边还禁不住要说：下回请再鬼一些。

　　【2006/10/10联合报】

来源：http://www.xici.net/b509254/d43810199.htm


阿莫多瓦的新电影 (自己的旧文）
作者: xxxxx 发表日期: 2006-08-31 13:25 复制链接

欧洲的电影节，无论是噶纳、威尼斯，还是柏林，一向都有和好莱坞对着干的名声，似乎专职于鼓励艺术片。意在艺术电影的新手们，很可能会以为成败都在最开始的几部片子。其实，张毅谋那样《红高粱》一炮打响的是少数，多半还是要苦熬很多年的。而且，等到这些电影节终于发现了隐藏的天才，我们观众通过这些电影节的介绍才看到的，可能已经是这些导演苦熬过后宝刀有些见老的作品了。

侯孝贤最早在欧洲得奖的是《戏梦人生》，还是非常好的。我最喜欢的侯孝贤电影是《童年往事》。一向不大喜欢他的现代城市题材影片，《尼罗河少女》，《南国，再见南国》，都让人有扼腕叹息的感觉，似乎完全进不去。最近他的《最好的时光》在英国上线，评论好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居然到过票房前十，很让我感觉不可思议。其中的三段时光，我自己对前两段还算有感觉，而且其实很喜欢第二段里的默片方式；可是第三段就坐不住了，觉得侯导玩不转的时候，我们观众就被当作了傻子，多么细小的一点情节，都要交代清楚，完全没有了带有挑战性的乐趣。可是英国的评论仍是一边倒地说好，有点象刚刚挖掘出一个大宝贝的样子。

日本的今村昌平和这个类似。曾经在学校里看过他的一个回顾展，很为他早期影片里有意的生涩震动。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背老太太上山“的片子，迫使观众面对感官上的不适。其实，他那时的电影主题就常常是现代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冲突，特别是这种冲突在表面上很顺利地进行、而在受到牵连的个人内心却引起了无以言说的巨大震荡并严重地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后果。很震撼。前些年他被欧洲电影节发现并获得大奖的《鳗鱼》，已经没有这种内在的生涩力道了，比以前圆熟“好看“了，可是也有点没什么劲了。

西班牙著名导演阿莫多瓦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比较早期的成名作都是些喜剧片，专门以女人和情欲为题，辛辣地大开社会习俗的玩笑。开始不习惯的时候，还真费了点儿劲调整观赏视角来适应他的恶搞风格（他有首创恶搞的嫌疑）。不过后来他也有点玩“政治正确“，比较正剧型了，就是这个阶段的《对她说（Talk to Her）》开始连连获奖，包括在美国获奖。

今年的这部《Volver》（重现？）还算好，又找回一些他以前的味道。主要倒还不完全是所谓的“鬼“故事的成分。这方面，我们不在西班牙小村庄的文化环境里，也不在台湾电视显灵节目的氛围当中，不大容易入戏的。有意思的地方，多半在他运用摄影机的角度上。比如一开始把所有扫墓的女人们都叠印在一起，那效果就让人严肃不起来，更别提哀伤了。再比如几个女人准备好要开车走了，他把镜头近距离对准后车厢（trunk）关门的高度，门被关上前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女人屁股在那里动来动去的特写镜头。其他还有更容易注意到的，专门要显示波霸的，正正经经对着女孩子岔开两腿的红裤衩，好多这样的镜头，既不完全是为了交代情节（比如某个角色的特定心理反应），也不特意引诱邀请观众进入半意淫的想像，结果就格外有令人咋舌的玩笑效果。

这样的表现，在他以前的电影里更多，不光多，可以说就是他故事结构的基础。现在这些，只能说在一小部分上还是他的故事所必须的，多半部分已经更象是外加的了。当然啦，到最后整个故事揭晓的时候，回想一下也许可以说有些很隐蔽的联系，总之是有点牵强了。

电影里的女主角和妹妹分别生活在马德里，在扫墓的季节回到老家的小山村，为因火灾同时逝世的父母扫墓，并看望衰年独居的姨母。令人困惑的是几乎认不出人也记不住事的姨母，居然为她们的到访把一切准备得井井有条。蹊跷的事情还要接着不断发生，直到影片结尾时的最后说明。回到马德里，女主角的遭遇还有很多出人意料，丈夫的失业，女儿的事故，送上门来的机会，等等等等，一会儿惊吓，一会儿笑闹，英国的一个影评家说，就象是把你扔到洗衣机的转筒里一样把所有意想不到的因素拼接在一起，最后才快快地给一个解释。

这个电影最令人称奇的是，全部故事都是围绕着女性展开的，所有的主角和主要配角都是女性，男人基本上属于没有什么性格发展的摆设，纯粹是帮忙推展剧情的。而女人则是“活色生香“（他的另一部影片的中文译名），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互相之间还有些性格冲突之类的，困境也都是压到女人头上，从女人的角度来表现的。这倒是他一贯的风格。这是非常特别的。别的男导演，再怎么关心女性问题，也做不到他这样，基本是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矛盾（比如母女或姐妹之间的摩擦）来做出一台戏来。

不过，也不是绝对没有。伯格曼就做过这种题材的心理片，非常尖利，似乎能扎到观众，不管多么不舒服，一定要让你面对心里埋藏的阴暗面。阿莫多瓦的片子基本还是要构建和谐社会的，虽然也有表现得不凶的凶杀，还有貌似吓人的鬼。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他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让传统村庄成为处于弱势的女性得以钻空子并保护自己的场所。村庄里的权威应当还是掌握在男性而且是长者手里，可是他们只得到漫画式的表现，表现得还很愚蠢丑陋。正是他们的愚蠢和丑陋给聪明而且基本上善良的女性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而现代城市里的类似困境，处理起来遇到的麻烦就要多得多，主要的噱头也都是因为这些麻烦才产生出来的。

这个城乡对比和女性自己保护自己的问题，还加上了一层对现代法律制度的调侃和质疑，而且因为导演非常明确的偏向，给当事人大量的镜头和机会为自己辩白，所以看到最后，也并不觉得当事人是漏网了，反倒容易接受那些似乎是更有人情味的处理。其实，稍微仔细想一想，就会知道影片里的漏洞很多。因此看完以后，主要倒是在想这个导演的各种想法，基本上并不是真的进到角色中去的。

转贴：无名：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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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注：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品；看到这篇博客文章附带的书评，忍不住转来。原文发在文学城的”无名博客“。书评结尾说萧红对故乡和故乡的人们只有眷顾和爱恋，却感觉并不准确，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萧红和余秋雨风格差不多，也是煽情高手之类的。相信这绝不是作者本意。萧红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不煽情；不但不煽情，而且常常是带着苦笑乃至讥讽的白描。呼兰河的人们，被她敏感的笔触捕捉。他们只是忙着自己的生计，就象《生死场》里的人们一样，忙着生，忙着死，非常偶然地撞上了历史⋯⋯。所有这些人物，都并未因了她的笔触而变得修饰做作。萧红的悲悯，大而深沉，冷冷将滥情的语言技巧搁置，在几乎是残酷而无意义的繁复人生中，以她近乎旁观者的注视，隐然透出人性的不绝如缕。］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812&postID=44820

之不最的谭老师（附《呼兰河传》书评） 2008-12-28 23:12:05

谭老师是我回国想见的朋友之一，不过肯定不是最想见的那一位，没有好到即刻就要见。有一类朋友就是这样的，十几二十年不见，精彩或者无奈都不干对方的事。不见未必至于想念，但更不至于遗忘。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若有若无，彼此的交往从来没有波涛汹涌过。永远都像薄薄的小河，干旱的季节中甚至只剩下了断断续续的一条水线。但它就是不消失，来年春暖的时候，又活泼地流淌起来。

阿小八终于决定婚礼。酒席宴上，从广州赶来了贺喜的谭老师。当晚隔着长长的餐台，只与他喝了几杯红酒。邀他来家里住一晚，他却要住酒店。我便独自带孩子回家，大侠同他在酒店谈了半夜。次日他从书城打来电话，说是要来家里看望我们。我们原本打算要出门的，听了这话，把外套和鞋子去掉，安心在家等着。

大家坐下喝茶，自然也是从琐事说起，讲讲孩子回国以后如何适应。大概是为了帮我们想主意，谭老师忽然说起他的一位邻居，夫妇都不工作，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上学，全家都在家里吃老本，写字画画，自己教孩子读书学习，也常出门旅行，已然不受俗世的烦扰和羁绊。谭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谦逊，仿佛很不好意思借用一篇散文，来表达他个人所笃信的小小理想似的。我和大侠是在俗世中过活的人，并且也不以为，当有一天谭老师落入我们这样的俗世，能够继续向着他的海市蜃楼前行。但是我们更不以为，我们能够批驳他的理想。在我们的朋友里面，像他这样单纯地保持着很多理想甚至是幻想的人，实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把这些告诉我们，是认为我们或许也还抱着同样不切实际的理想吧。

本来要出去吃饭的，但是谭老师要吃家常的面条。于是我差大侠去买拉面，我进厨房，煲了骨头汤，做了辣与不辣两样卤，炒了几款下酒的小菜。其间谭老师和他的同伴坐在客厅，继续喝喝茶看看书说说话，大侠留在那儿的音乐自顾自地唱着，得不到任何注意。孩子们正在享受他们的screen time，无暇跑来跑去。于是明明满屋子都是人，兼有各类不同的声音，却显得异常安静。

虽然备了下酒菜，谭老师他们俩可是没有喝酒，因为还要开车回广州。我跟大侠略微喝了一点儿，两位客人呼噜呼噜地吃着打卤面。这时候，音乐声终于凸显出来。不知怎么的，上午天还晴好，到了下午就阴了。与他们吃着午饭，说着话，听着音乐，仿佛落入过去。于是我对谭老师说，音乐啊，最能把我们瞬间带入与眼前无关的情绪当中。他也不回答，继续听音乐。那个下午在音乐中摇晃着，懒洋洋地。

谭老师送给我一些书，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筱敏的《幸存者》，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李冯的《有什么不对头》，萧红的《呼兰河传》。自从回国，读书的选择突然多了很多。而其中最喜爱的，几乎全部都是谭老师和老包两位朋友的赠书。这一点，差不多是我喜爱谭老师的一大半理由了。对了，谭老师还送了我一只巨大的笔筒，可惜我不用笔墨写字的，所以下次要送我一台电脑才行。

他们走后，大侠带孩子下楼滑旱冰，我坐在午后昏暗下去的光线里，开始读这些书，感觉到了不可言说的满足。

眼看一年又要过去，各路媒体又在忙着总结08之最。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过去一年的最难忘，难免此刻拿出来想上一想。但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头看，就是这些最难忘，也都将犹如过眼的云烟。我们多数人的一生，还是主要由一些“之不最”的事和人汇集而成，给我们一片模糊的情怀，伴随我们一辈子到老到死。正如现在的我，回想我的2008年，确有很多大喜大悲的时刻。可那究竟只是我这棵树木的某一横断面，刻画得出年轮，刻画不出年轮之间之不最的白云和微风。

下面是谭老师的《呼兰河传》书评，写得非常到位，拿来同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分享。

那些大地上的事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呼兰县城中粉坊的人，住在草房里辛苦劳作，却每天唱着歌；刚出生的婴儿，呆在零下十几度的磨房里，身上只盖了几条面口袋——这面口袋最后也被拿走了；婆婆有事没事痛打媳妇，用鞭抽，用针扎，用烙铁烙，理由是：谁家的媳妇不这样过来的呢？媳妇生病了，就乱吃偏方，直至推进开水缸内“洗澡”至死，邻居们见了说：人死了，就像小鸡，蹬一下腿，就算完事。

多么的没心没肺——而萧红的《呼兰河传》，好就好在这没心没肺上！《呼兰河传》，就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饶舌的讲述着左邻右舍的不幸，在你看来全那么悲惨，不忍再听了，她没有任何感觉，只管欢快的讲——这，也许就是真正小说的艺术，就是艾略特所提倡的“诗歌，不是表达感情，而是回避感情”。

所以，当有人问我：《呼兰河传》到底好在哪里？我说：萧红写出了一种不动声色，在这不动声色的背后，深藏了某种心酸和沉痛。试想，当从汶川大地震废墟中救出一个小孩，父母都死了，他被抱出来时，冲着救援人员咧嘴笑了，你会是怎样的感觉？。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小说：女性作者的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好一个“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何等精当的评论，鲁迅到底是鲁迅。

事实上，在《呼兰河传》中，这种“制止的观察”随处可见：

“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

这段话中的“一塌糊涂”四个字，特别的令我兴奋，中学的地理老师，是个东北老头，常用的词就是“一塌糊涂”，最喜欢在课堂上吹嘘他的家乡，讲到末了一定是“总之，好得一塌糊涂”——听得我们“一塌糊涂”。

不妨再看看呼兰城中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

“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佛也好，道也罢，达到的境界怕是也不过如此吧。犹记得加缪小说《局外人》开篇的名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其实，拿《呼兰河传》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文本，就又差到了哪里呢？而莫言写山东高密的那些“寻根小说”，不过是忝附骥尾罢了。

但萧红到底不是真正冷酷到底的人，她的一生，如自己所述，“总在追求自由与爱”。有爱，就有情怀。于是，在表面平静的背后，萧红却又不禁要慨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在描写完生龙活虎的跳大神后，末一句陡然变成了：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如果只是对这世界充满冷静与悲凉，那只能说在精神实质上，萧红得了鲁迅的真传——鲁迅说“她比谁都更有前途”的原因大约也正在这里。萧红之不同于鲁迅，在于鲁迅看到了人生的全部黑暗和虚无，萧红对家乡至死有着温热的回忆，臂如，她童年的后花园是：

“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因着这份温热，《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孩子尽管出生就躺在磨房里，温度是零下十几度，母亲也死了，但在冯歪嘴子的拉扯下，“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这些，也都是发生在呼兰河畔大地上的事。

张爱玲之后，张迷无数，仿张爱玲风格的写作者亦无数，萧红之后呢？无人再有她这等才情和风格了，也许，她的作品正如女诗人翟永明所说：写给无限的少数人。

好在至今还有人纪念到：当旧上海的张爱玲变成人人喜爱的玉蝴蝶，作品铺天盖地成为小资时髦生活的必需品时，呼兰河畔的萧红仍像孤苦无依的孩子，睁大漆黑绝望的眼睛期待着与你邂逅，等你揽她入怀，一起哭泣。


《呼兰河传》的最后部分，总让我不忍卒读——读到这里，鼻子总是酸的。还是允许我把结尾抄录下来吧：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年正三十，避难香港，完成《呼兰河传》这部自传体小说不到一年，香消玉殒，时人评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这两样她竞都摊上了。

临终前的遗言里，留传至今的是：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不甘啊不甘！其实，在临终前她还另外说过：我要回家去……认错也行，磕头也行，求情也行，只要回家。

这就是萧红，对待她的呼兰河，就像对待那些曾经抛弃她的男人们，没有恨，有的只是无限的眷顾和爱恋。

2006：Fresh Air，王小帅，侯孝贤，青春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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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两年前写的，2006年秋天的伦敦国际电影节。从以前废弃了的旧博客回收，放在这儿算作存档吧。今年忽然对非洲兴趣大增，在第52届伦敦电影节上看了好几个非洲电影，以后有时间再略作汇报。今年还看了贾樟柯的《24城记》，已经评论过了。］

每年十月底是伦敦国际电影节，加上每年六月洛杉矶的国际电影节，挑挑拣拣基本上重要一点儿的中国新艺术电影就能看得差不多了。贾樟柯的前三部电影，都是这么看的。朱文编剧的《巫山云雨》（有点粗糙但很有味道）和他拍的《海鲜》（非常不喜欢），也都是在这两个电影节上看的。

今年［2006年］是伦敦国际电影节举办五十周年，翻了半天那一大厚本的介绍和日程，定了十五部电影的票，从这星期四的一部法国片开始，已经看了两部，最后是十一月二日晚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看电影的时间再加上交通堵塞（今天坐公共汽车，回来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小时。以后还是要坐地铁，节省时间），这两周的时间要赔出去不少，自己的活儿只能靠加班了。

希望能为每一部看过的片子写下一点观感，不过，是否能完成可不一定。开博以后曾经计划过，要给所有看过的电影分别写一点东西，后来也没实行。时间紧，写得慢，都是原因。当然，落下的也不多，主要是伊朗电影《流浪狗》，是第二次看，记忆比较清晰，以后可以再补上。这次的选择和以往类似，主要是中文或和中国有关的电影，然后有两部朋友推荐的，另外就是对最近东欧电影很好奇，选了四部，想看看他们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怎么表现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


新现实主义风格的《新鲜空气》（英文：Fresh Air）是个匈牙利青年女导演的处女作，在嘎纳（坎城）入围新人奖竞争，也在竞争这次伦敦国际电影节的新人奖。

影片开始是跟着单身的母亲走，慢慢加入女儿的部分，最后成就了这个十七岁女孩子的成人礼（coming to age）。

母亲在地铁车站的公共厕所执勤，她的办公室在中间，一边是男厕所，一边是女厕所，上厕所的人要交钱，而且交了钱才能要手纸，和国内一些地方的情况有点儿像。关键是她当然希望工作之余还有别的生活，所以，虽然有很多特意重复的日常图景，观众看到的，却是日常下面隐藏得很深的焦虑和寻找，是其中的不敢奢望，又无法不希望。

母女几乎不交流，一半是有默契，一半是青春对现实的抵触。女儿在一个职业学校学裁剪缝纫，梦想自己成为服装设计师。两条线就这么几乎平行地延伸着。

这简直就是王小帅电影的镜像，《十七岁的单车》是大都市里的男孩子，《青红》是山沟里三线工厂子弟，女孩子，也是十七岁。尤其像《青红》，也是在职业学校，也是有一个好伙伴，也是比主角的性格更活泼不吝，也是两个人互相帮忙打马虎眼，连两个女孩子的造型对比都那么相似。

那么，有没有高下呢？自己觉得，《青红》还是略逊一筹。

青红的父母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但表现得那么直白简单，特别是扮父亲那位演员夸张的表演，似乎他生命的意义已经被导演穷尽，大部分镜头都是解释性的，观众只需接受，没有多少余地可以再去咂摸“人生“这个大话题。而且，在父母生活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中，导演也表现出类似的解释和说明的焦虑，似乎生怕观众看不懂。《新鲜空气》对母亲的生活也有解释性的镜头和对话，也有背后衬托着的历史背景，但做得更为不经意，呈现出无数看似互不衔接的端点，却并不归结到猜谜游戏，注意力反而更集中在人物深层的心理变化上。

在年轻人这方面，成长型电影一般都会结束在主人公“离开“青春期生活的那一刻。离开，可以是身体的，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未必是当时充分的自觉，但某种深刻的断裂已经发生，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任意地没心没肺，必须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了。新状态里当然也有惶恐和彷徨，也还会有残存的青涩，但那和青春期的青涩已经不同，缺少了挥霍的奢侈。

从这个角度看，《青红》处理“离去“，有悠远，有伤感，有怀恋，拍得非常有味道，是其中最美的段落之一。可是另一方面，因为过多借助了身体和地理的离去，青红的心理冲击和破壳成长，缺少一点挖掘，叙事不得不依赖外在因素的推动。

《新鲜空气》里的女儿，同样有着自己青涩的特征和挥霍青涩的日子。基本上是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如果不品味其中的微妙，她“挥霍“的方式几乎都谈不上是挥霍。成人礼中必经的“离去“，其实也依赖了外在戏剧因素的推动，包含了物质意义上的分离，物质分离引发了心理的“离去“。可是这个破茧而出的离去，同时也是突然间大门洞开的“进入“。成长就是进入那个成人的状态，成人的世界。这是欧洲文学传统比较经典的母题之一，《青红》没有真正触及。《新鲜空气》的弱点大约就是整体的阴柔，缺少爆发力，未免太压抑了。

现在国内谈论“残酷青春“的也很不少了，可是好像常常更偏于对青春期青涩状态的溺爱和怀恋，缺少一点对成长中那突然一击的自觉审视，缺少一点因为获取了罪孽感而“失乐“并成熟的体验和反省。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算是至今最好的青春残酷片了，在这个意义上完全不能和侯孝贤相比，大约也是这个原因。

《风柜来的人》固然表现了那一群傻小子在沙滩上挥霍青春的欢乐，可是同时的长镜头处理，却又居高临下地把他们虚化到了远景，明确提示为成长后的视角，回望着当时不知愁滋味的随意抛洒；被人骗了，到高楼上去看“宽银幕电影“，也就真的被那从未料到的大视野吸引了，导演带着观众从他们后背的剪影望出去，那一点不知沮丧的无名活力，同时就有了些揶揄的意味。我们追随着这些男孩子的生活轨迹，看到的却远远多于这几个特定的生命，苦涩甜蜜（bitter-sweet）来源于对那种经验的珍视，也来源于很明确地了解，那已经是过去。成熟之后的状态，可能有不如
以往的地方，但自以为可以了无挂碍地返回“失乐“之前并呈现出那时“原生“的状态，可能就有点过分迷惑了。严重的，就是自欺欺人了。

《童年往事》的好处，也是一样，所以才会有对祖母的那一系列呈现，一直到最后的去世。观看祖母拉着阿孝步行回唐山的，不是当年小阿孝的眼睛，而是成年后的侯导。他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既珍视也审视自己当年那双男孩子的眼睛，保护着直观的体验，又不殚于展现什么是那双眼睛完全忽略掉的。

这个成年后的视角，是王朔和他的伙伴们最缺少的。所以他们的青春残酷作品，常常对当年的青春时光过于溺爱，也因此过于具体，缺一点深远和对人性的一般关切。

倒时差

离开英国是圣诞夜，
阴天。
抵达洛杉矶是圣诞夜，
还是阴天。
圣诞那天猝不及防
直接下起大雨。
——感冒了。

圣诞之后这些天，
天天晴朗的大日头；
开车出去，
不戴墨镜都看不清路。

鼻子堵得头昏脑胀，
对着蓝得扎扎实实的天
忽然不知此身何处
狠狠掐两下大腿
还好，没有撞车；也没
闯红灯

续周末闲谈

高级盗贼

金融危机已经转嫁到制造业，正在转化成普遍的就业危机，到处都在传言这次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没有个把年头很难走出阴影。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盗贼忽然大显身手，在世界舞台上着实演出几场令人瞠目的大戏。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索马里海盗了。据说被海盗劫持的船只总数从去年到今年上升了一倍。这样的消息，怎么看怎么象是海盗不断受到越来越成功的鼓舞，才会这么猖獗。索马里本地原来就有不少内战经历，最近又有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到现在还没撤军，“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政府失效的国家和不按牌理出牌的社会，忽然变得无所措手足，迟迟拿不出任何办法。今天才终于看到消息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在肯尼亚到索马里一带，忽略十二海里国境线的国际惯例，“允许”他国军事力量进入索马里内海追击海盗。这个允许，大概就是不追究的意思；进去了，也不算你是对索马里这个国家宣战。

这还没有说到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据说这些年也是相当兴盛的买卖。不过，近年来全球经济大热，能源、原材料、商品，每年通过集装箱海运的何止千万吨。不论索马里还是马六甲，实际遭海盗劫持的船只毕竟只是千分之一上下，要不是今年秋天遭劫的包括好几十辆坦克和大量军火，估计这个“国际社会”还在那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从非洲回来的朋友听说，索马里海盗已经相当有系统了，甚至有专门训练的学校，不光教学生使用军火武器，而且分析解释各种船舶构造，讲解西方海上保安的一般规则和常识，很专业的说。真是令人咋舌。估计他们早就预料到保安不会真的抵抗。前些时候一艘船上雇佣的英国某保安公司人员在遭劫时，纷纷跳海逃生，英国媒体一派大哗。后来，又有丹麦专门阻截海盗的军事舰艇，救起七名困在公海的索马里海盗，然后又把他们放了。他们的官方解释说，这七个人当时并不是正在劫持行动中，所以无法对他们定罪执法。估计海盗也早就研究过这种可能性，才会放心大胆地发送求救信号。

海上纠葛还没个头绪，巴黎又发生了特大珠宝失窃案，四名盗匪在营业时间内将一家著名珠宝店洗劫一空，据说失窃总值高达一亿美元。法国珠宝业联合会发言人的声明颇有幽默感，坦承如今的盗贼非常有想像力（imaginative）而且格外精细（sophisticated）。估计这也是一时半会儿破不了的案子。报纸上说，失窃珠宝最大可能是会流入东欧或中东的黑市。聊起来，大家都不免叹息，忽然却有朋友说，其实有些珠宝店不但不会因为这样的窃案破产，反而会因此生意更加兴隆。为什么？因为珠宝业最大的问题是信任危机，顾客不敢相信你卖的是正品。可是如果你被盗贼盯上了，那至少说明你进的货还是可靠的。

看到这些消息报道，再听到这些相关的故事和议论，很有点时空倒错的感觉。Grand thefts on the high sea and on high street。从前看那些警匪片，特别是法国一些拍得很精致的警匪片（阿兰德龙出演过好几部，非常经典耐看），虽然都是现代背景，总有点看古典传奇的感觉，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也因此格外多了点艺术欣赏的趣味，从来不会联想到现实。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时间背景多半是二战以前，那不就是大萧条的时候吗？难道高级盗贼的兴盛和经济衰退有什么内在关联？真是耐人寻味呀。

教改和中学分科

有幸和世界各地来的访客坐在一起，我基本上是只带耳朵，不大发言，有时听着听着还会走神儿。就在走神儿的某一时刻，忽然意识到正在谈论的是中学文理分科问题。怎么回事，这不是最近中国某教授惹起争议的话题吗？再听听才明白，原来法国总统萨尔科齐近年推行的一项重要教改，就是取消中学文理分科，避免学生过早偏科。这么说，我们的某教授还很可能是从萨尔科齐那里得到的灵感呢。

没想到，这个话题居然引起极热烈的争论。在座大多数都认为过早分科不好，可是也有很固执地坚持认为应当允许分科的。前者多半一般性地评论社会现象，举例也是关于子女，忧心他们过早偏科。后者则基于本人经历，坚持要求有放弃某科的选择权，反对国家干预。听来听去，觉得如果把这两者上升到理论的话，那一方面是咱们老毛讨论过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启蒙以来“成熟的人”的理想以及国家权力在促进这个理想中的作用。

赞成取消分科的，主要认为这样可以让青年有更好更全面的普遍知识，推迟社会成员的专业化，也在社会分工日益琐碎的经济条件下，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未来可能性。反对的，其实并不是要强迫所有的学生尽早分科，而是要求个体选择的自由，要求有不必服从规定课程的空间。那谁来作决定呢？现代国家都有根据生理科学研究一般结论确定的最低成人年龄，未成年人不能擅自决定是否拒绝国家教育机构规定的科目，必须要有教师或者家长代作决定。所以，无论如何反对方都不可能达到目的，除非是象美国有些州那样，允许青少年在家庭内接受教育，不去上学。不过，要得到这种许可，家长又必须通过一系列考核，得到证书什么的，才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现代国家对公民个体生活的侵入已达相当程度，即使在欧洲，要重返以往贵族子女依赖家庭教师的状态，似乎也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至于中国，问题恐怕并非现代国家强制所有公民接受特定教育，而是国家机器的各级操纵者只想利用这架机器为自己谋私利，完全不顾实际效果。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是最近南方周末关于西北地区解除代课教师的报道。很多地方的少儿教育，多年来完全依靠所谓“代课”教师的辛勤劳动，忽然一刀切地全部解除，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适龄儿童失学。这些追求规范化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如果不是因为本身利益驱动，怎么会这么不管不顾地强行推动这样不利地方教育发展的政策？

至于说改革中学分科教育，我以为倒在其次。应试教育的根本方向不改，如果取消分科，很可能意味着更严重的学生负担。